冬天是哈爾濱最美的季節，在中國其他城市處于旅游淡季的時候，哈爾濱卻“風景這邊獨好”。據測算，今年哈爾濱冰雪經濟收入可達80億元左右，但老工業區高聳的煙囪和陳舊的機器設備使這個城市經濟轉型遭遇挑戰。同樣，這也是中國很多城市面臨的問題。低碳經濟有望打破“潔白雪花”伴隨“滾滾濃煙”的局面，而12月26日于哈爾濱舉行的第九屆中國經濟論壇或許能為此破題。

　　本次論壇主辦方《中國經濟周刊》總編輯季曉磊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舉辦此次論壇的初衷就是要弄清發展低碳經濟的基本問題，“現在很多人知道了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去發展，從哪著手比較合適。”季曉磊表示，據此次參會的很多地方市長和企業反映，當地都想加入到低碳經濟的發展行列中來，但由于對具體概念和技術不了解，中國各個地方低碳經濟發展參差不齊。

　　“不要鉆圈套”

　　在剛剛結束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國提出的減排目標是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水平基礎上減少40%-45%，但目前面臨的困難顯而易見。“我國尚處于重化工為主的工業化周期和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城市化中期階段，這種經濟結構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有根本的轉變。”科技部副部長劉燕華說。

　　劉燕華表示，發達國家提出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是基本解決了工業化對傳統環境影響之后倡導的新發展模式，而中國現在既要完成到2020年的減排目標又要保持經濟高速發展，任務很艱巨。

　　季曉磊也認為，這一目標對于中國經濟每年要實現9%的增長來說是一個挑戰。他指出，中國經濟短時間轉型的壓力仍然較大。

　　按照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的說法，“2005年，我們的環境成本大概要占到GDP的13.5%，而我們當年GDP的增長才10.4%。這樣算下來，我們每年因經濟發展而對環境所欠的債達3.1%。如果我們不注意可持續發展的話，就會把環境的欠賬留給我們的子孫后代。”

　　雖然經濟發展對資源的掠奪已經顯而易見，但還是有人呼吁，在這一矛盾不可調和的情況下，中國還是要發展，要在發展中解決環境這一問題。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中心主任潘家華表示，發達國家對低碳概念的界定是一種“完美”的界定，其用意重在遏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國絕不能“鉆圈套”。

　　需周密規劃

　　目前來看，發展新能源是解決節能減排對經濟增長制約的最有效途徑之一，至少目前這種方式已經被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國家所采用。

　　他表示，中國目前新能源發展態勢是可喜的，但挑戰很大。國家目前對整個新能源的發展還缺乏一個周密、細致的規劃。“由于新能源發展爭論也比較多，據我所知，有關部門現在正在制訂相關規劃，但目前還沒有公布。”

　　此外，技術和資金問題是目前制約新能源發展的兩個重要因素。成思危介紹，目前我國主要還是引進為主，自主研發能力薄弱。“一些關鍵部件，比如軸和軸承，大的軸承我們還不能制造；電動汽車的電池問題目前也還沒有突破；我們的核電技術也是引進美國的。”

　　不過，據劉燕華介紹，在綠色技術研發領域，我國在有的方面甚至與發達國家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他表示，并非所有的技術越先進越好，中國要找到適合自己的低成本技術。

　　對于發展新能源，季曉磊認為，國家相關的政策和法規的配套至關重要。

　　成思危對此也持相同意見，他指出，“目前我國風能發電的成本要比火力發電高一倍；太陽能發電成本是火力發電的4倍。政府的補貼是必須的，想通過技術進步降到正常的成本，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低碳路崎嶇

　　在當天的會議上，很多剛剛從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歸來的官員和專家也參與其中。他們表示，發展低碳經濟本來是中國的一貫主張，但此次氣候大會使中國限于被動，以后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名單上可能會沒有中國。

　　身為氣候大會中國談判代表之一的國家氣象中心副主任呂學都當天表示，此次氣候大會是“成敗參半”。“50%到70%的內容解決了，但是沒有取得完整的進展。原來大家都期待的哥本哈根協議，事實是沒有被大會批準，只是被大會‘注意到了’”。

　　“現在的協議里面是有錢數規定的，到2020年的時候，發達國家每年要用1000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但呂學都表示，這一數字內藏玄機，“發達國家在2001年承諾，每年將對發展中國家資助1億美元幫助發展。但快10年過去了，據我計算，到目前為止，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資助總共才2.5億美元。”

　　不過可喜的是，在此次氣候大會上，發展中國家成功地捍衛了《京都議定書》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這兩個文件至少為我國以后的低碳經濟發展找到了更加合適的理由，但沒有技術和資金援助，我們的低碳經濟之路可能會更加崎嶇。( 記者　馬繼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