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一天“今夜無眠”的“加時賽”，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總算向世界拿出了一份答卷。在最終達成的《哥本哈根協議》里，維護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就發達國家實行強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采取自主減緩行動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長期目標、資金和技術支持、透明度等焦點問題達成共識。

　　不過，盡管本次會議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卻依舊難掩失望。因為峰會沒有達成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關于“發達國家到底減排多少？”、“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減排幫扶如何落實？”、“減排是否執行一個標準？”等焦點問題幾乎無一取得實質性進展。

　　哥本哈根，這座“童話之城”最終也沒能上演令人驚喜的童話，只能將未竟的美好愿望留給2010年的墨西哥。

　　減排的三種監督方式和“三可”標準

　　在此次哥本哈根會議上，盡管減排幅度大多低于預期，但發達國家也都先后公布了自己到2020年的中期減排計劃。

　　美國宣布將使碳排放總量比2005年減少17%；加拿大表示排放總量將在2006年基礎上減少20%；歐盟聲明將執行較1990年排放水平減排20%～30%的目標；日本承諾較1990年減排25%……

　　與此同時，不少跨國公司也公布了各種各樣的減排承諾，以樹立良好的、負責任的品牌形象。

　　但關鍵問題是，到底如何公平、公正、公開地評價各國的實際減排效果？如何避免發達國家開出一堆“空頭支票”之后，還以此向發展中國家施壓？怎樣才知道跨國公司不是在玩“自說自話”的文字游戲，來為其低碳產品討高價？

　　目前，對于減排的國際監督主要有三個基本方式：國際機構檢查、第三方核查、獨立的國際專家組監督。而且按照“巴厘行動計劃”的要求，承擔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還應當履行“三可”標準(即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

　　但是，從過去多年的實踐看，這種無約束力的協定對各國并不具有很強的執行力。由于缺乏懲罰機制，對任何減排不達標的行為，除了道義上的譴責之外，并沒有其他應對之法。

　　在這次哥本哈根會議上，很多發達國家還提出，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數額，與發展中國家的減排多少和是否接受“三可”掛鉤。這一要求違反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展中國家難以接受。

　　雖然從理論上講，減排的核算和監督似乎是個科學問題，但實際并非如此。

　　“這本質上是一個國際政治的博弈。”北京大學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商務部貿易與環境專家組成員、世界環境與國際關系問題專家張海濱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總的來講，發達國家目前在整個博弈和格局中是處在一個有利的位置，因為他們已經先排放了，而且他們不會輕易放棄這種格局。”

　　碳排放的計算有多個版本

　　不少專家都指出，要實現有效的減排，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個科學的碳排放核算機制，無論是對實現減排的獎勵，還是對減排不力的懲罰，都需要一個基于科學、合理、可量化的核算體制。

　　實際上，從上世紀90年代人們就已經開始量化各種溫室氣體(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以了解其對全球大氣的影響。據專家介紹，全球總的碳排放量可以通過諸多方法確定，如宏觀模型、直接測量、計算和估算等。但是，如果具體到某一國家、某一企業甚至某個人的排放量，主要是統計出來的，而不是檢測出來的。

　　隨著環保和低碳概念越來越深入人心，網絡上出現了各種版本的碳排放計算器，可以用來評價生活中的碳排放量。一些專業組織和行業機構也會推出一些針對某一行業和領域的碳排放測算系統。但是記者了解發現，無論是針對個人的碳排放計算器，還是針對企業的碳排放評測系統，都有很多版本和標準，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

　　全球最大的能源企業之一BP是率先推出碳排放計算器(現更名為“能源計算器”)的公司或組織之一。BP中國能源計算器項目的相關負責人張磊告訴《中國經濟周刊》，BP的能源計算器主要有兩個版本：一個是面向普通消費者的簡單版本，其主要目的是讓一般消費者了解自己的日常行為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從而采取低碳生活方式，進而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

　　另一個是主要為學校專門開發的用于教育目的的版本，主要用于鼓勵學生的探究式學習，以及讓學生用碳排放計算器作為工具，引發更多對于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的關注。

　　至于一些日常行為，比如用電，是如何轉化成碳排放量的，張磊表示，相關的后臺公式是相當復雜的，即使提供，一般人也很難理解。

　　國內著名的環保NGO——山水自然保護中心也有一款碳排放計算器。該中心宣傳交流顧問耿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各種版本碳排放計算器的結果有差別，主要是由采用不同的轉換系數造成的。比如，節約1度電所減少的碳排放是多少，主要由“_度電×轉換系數=_千克二氧化碳”這樣的公式計算得來，山水版計算器的轉化系數是0.785，而有的計算器則是0.997。

　　“我們的轉換系數，是與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共同探討得出的。”耿棟表示。具體而言，以用電為例，中國是以火力發電為主的國家，也就說主要是通過燃燒煤、石油及其制品、天然氣等燃料所得到的熱能進行發電的。通過科學的統計，在一般情況下，發1度電如果需要消耗0.4千克標準煤，而燃燒1千克標準煤會產生的二氧化碳大約是2.5千克二氧化碳，那么節約1度電就可視為減排了1千克的二氧化碳。

　　雖然由煤到電的轉換我們可以在實驗室中得到理論值，但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使用的是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字。不過這個數字也不是一成不變，比如2000年的時候，中國火電廠平均每度電的煤耗是0.392千克標準煤，而目前已經下降到0.36千克左右，預計到2020年可以下降到0.32千克。

　　耿棟表示，國家統計局和發改委都是目前中國碳排放核算最權威的數據來源，但是，“中國有中國的標準，國外有國外的標準，肯定是不一樣的，否則哥本哈根會議也不會吵起來。”

　　減排的商業空間：

　　技術、標準和碳關稅

　　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說：“在下一個10年，我們(美國)要做的就是利用一切機會，將減緩全球變暖產生的需求轉化為市場”。

　　發達國家一方面以正義的、無懈可擊的理由推動全球減碳，另一方面把已經準備好的相關技術和設備推向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以謀求下一輪經濟增長的制高點，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著名學者郎咸平就曾表示，“在出口技術和設備的同時，美國一定會制定一套全球最為嚴格的標準，要想達標，你必須購買上述技術和設備。”

　　2007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下屬機構氣候披露標準委員會 (CDSB，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在瑞士達沃斯宣布成立，其首個倡議就是推動建立一個碳排放發布國際標準。

　　CDSB還同時公布了一份經包括數家國際知名的會計企業在內的專家小組起草的計劃書，希望推動企業積極披露其碳排放情況，并希望碳排放報告成為企業年報的組成部分。之后，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還更進一步，編撰并公布了業內第一份環保報告范本，來說明企業應該如何撰寫關于碳排放的披露內容。

　　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很多環保組織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中國，說服中國各地政府和企業，按照他們的體系核算自己的碳排放。比如，今年6月，美國加州環境保護局局長琳達·亞當斯就專程來京，力薦他們的“能效與碳注冊(ECR)系統建設項目”，希望把加州的先進經驗在中國得到推廣。

　　早在幾年前，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就先后出臺了關于碳排放核算和監督的標準規范，并且已經有大量的公司開始從事算“碳賬”的業務，圍繞碳排放的檢測與核算已經逐漸形成產業鏈，一條發展中國家可能需要大量進口的產業鏈。

　　“絕大多數中國的CMD(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都是國外中介公司做的。”一位業內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但是，記者日前從國家標準委了解到，由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組織制定的3項溫室氣體排放國家標準已于今年1月完成報批稿，只待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正在制定的一系列國際標準發布后即轉化為中國的國家標準。

　　這個項目自2006年開始就展開了前期研究，內容圍繞溫室氣體管理標準體系構建、國際相關標準、溫室氣體量化方法學、緩解溫室氣體排放相關標準和政策、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及排放源調查監測規范等諸多方面，為我國的溫室氣體排放標準奠定了基礎。

　　但是，即使中國在這方面有了科學的、被國際認可的標準，也并不意味著問題就此解決。因為不少專家早已開始擔心，今后碳排放標準極有可能成為新的綠色貿易壁壘。

　　“碳關稅”早已正式進入美國、法國等國的政策層面，美國已經開始提出，如果他國不按照美國標準進行減排，就要對他國商品征收碳關稅。

　　中國應打出自己的減排特色牌

　　發達國家竭力推動節能減排，背后隱藏的“小算盤”不容忽視。“哥本哈根談論環境問題，表面是為了保護環境，而背后的實質實際上是在爭奪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主導權。” 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環境資源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孫佑海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指出。

　　孫佑海認為，歐盟之所以積極地推動減排，主要還是因為歐盟現在經濟發展缺乏活力，外貿的競爭力很弱，但是他們已經擁有碳捕捉、碳儲存等先進技術，如果能將這些技術賣出去，就會使其擺脫目前外貿疲軟的現狀，并進而爭取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制高點和經濟發展的主導權。

　　美國方面，其在小布什政府期間退出《京都議定書》，在喪失全球政治的“道德高點”的同時，也將“低碳政治”的話語權拱手讓給了歐洲。但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由于與小布什政府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故而順應時勢，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大力發展新能源和替代產業，希望能夠重新掌握“低碳政治”話語權。

　　相比之下，孫佑海認為，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不能被歐盟、美國牽著走，應該打出自己的特色牌。雖然中國目前還處在自主減排的階段，但是今后的減排壓力一定會越來越大，而且如果不跟進，就不能融入世界經濟的主流。對此，孫佑海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是不能再單純地追求GDP；二是加大技術的提升，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減排；三是加強管理，特別是立法；四是全民提高節能環保的意識，樹立低碳的生活觀念。

　　“立法上，其實已經做得比較好了，已經有了相關法律，比如《可再生能源法》、《節約能源法》、《循環經濟促進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等等。”孫佑海還透露，中國已經在研究和醞釀實行碳稅和發展碳匯，并且會在適當時機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