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正在轉軌的發展中大國，中國需要秉承“發展就是硬道理”的信條，盡可能地加快經濟發展；但為了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們又不能“竭澤而漁”，必須考慮生態環境的承受能力，并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前提。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中的環境問題既是經濟運行機制在特定領域內不能自身調節而失靈產生的，也是政府的制度安排未能校正市場失靈的結果。因此，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環境保護，不但需要將環境納入經濟運行系統，并將其作為一種資源進行配置，而且需要各級政府匹配性的制度安排與政策供給。

　　目前，我國的環境保護迫切需要理順以下一些基本的問題：

　　其一，需要將環境保護納入經濟運行系統，并將環境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進行市場配置。目前，我國環境保護步履維艱，從根本上講就是經濟行為主體的環境污染成本遠遠低于環境治理的社會成本，引致了環境污染的過度需求，并抑制了環境保護的供給。因此，環境保護就需要將環境作為一種稀缺的經濟資源，并推動其理性的經濟定價，然后創建環境交易市場并逐步完善排污交易制度等，通過市場的需求與供給進行環境資源的配置，讓污染者自行決定采用最合適的方法來達到規定的標準，以最優的費用達到所需求的環境效果。

　　其二，需要改變目前以命令——控制為主的政策干預體系，實行經濟激勵手段與命令——控制相協調的公正政策。由于環境保護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市場誘導的環境質量的供給不足以滿足社會的需求，需要政府部門的公共干預。但在市場機制下，政府的干預方式不能只是命令——控制的政策體系，因為這種單一的強制性手段存在政策失靈的潛在因素：命令——控制的干預不但會扭曲環境資源的使用與配置的私人成本，而且會誘導經濟行為主體的尋租與腐敗產生，還會引致過高的交易費用。因此，需要逐步豐富政府干預環境保護的公共手段，實行經濟激勵手段與命令——控制相協調的公正政策。首先要充分發揮宏觀經濟政策的行為激勵功能與資金配置功能，誘導經濟行為主體在成本——收益的核算中自愿減少環境污染的需求，其次才需要輔以必要的命令——控制手段，強制性校正經濟行為主體對環境保護的影響。

　　其三，需要實行匹配性的稅收、收費、財政、金融等制度安排與政策組合，對環境保護提供激勵性政策、對許可范圍內的環境污染實行成本治理政策、對超過范圍的環境污染實行懲罰性政策，為政府的公共干預提供政策執行上的靈活性。

　　首先，通過稅收優惠、財政補貼、金融支持等方式，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開發新的污染控制技術、新的生產工藝和產品，誘導經濟行為主體自愿增加環境保護的供給；其次，對在環境市場上獲得的污染許可，實行“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通過稅收、稅費等方式由污染者承擔治理環境污染的成本，約束經濟行為主體的環境污染行為；再有，對超過許可范圍的環境污染，要通過懲罰性措施與強制性管制等方式，大幅度增加經濟行為主體的污染成本，強制性地校正經濟行為主體對環境保護的影響。

　　其四，需要協調區域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利益，實行生態補償機制。我國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較大，由于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西部地區的長期支持，因此西部地區的環境問題一定程度上也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結果；同時作為一種公共物品，西部脆弱生態地區環境保護的受益者也包括了東部經濟發達地區，近年來西部地區的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南水北調等環境保護的公共干預，最直接的受益者還是東部沿海地區。這明顯不符合環境保護過程中的“誰保護誰受益”的原則，并嚴重影響了環境保護區域供給者的積極性。

　　因此，需要協調國內區域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利益，加快實施生態補償機制，通過市場與政府的行為，對西部地區的環境保護進行區域生態補償，增加區域政府環境保護的收益，誘導區域環境保護的供給。

　　其五，需要創新政府官員的約束激勵機制，誘導政府行為的轉變。目前，政府官員的約束激勵機制過度強調GDP的增長，這誘導政府官員對GDP增長的過度需求，而忽略了環境保護的供給。不但如此，有些地區甚至以環境污染為代價來換取區域經濟的增長，環境保護政策嚴重失靈。因此，需要創新政府官員的約束激勵機制，將環境保護逐步納入政府官員的考核體系，并降低GDP增長在考核中的重要性，從而誘導政府機構改變環境保護的態度，嚴格實行環境保護的公共政策，增加環境保護的政府供給。(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張國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