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濟南市物價局就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價格(污水處理費)調整,主持召開聽證會。24名聽證代表中,不乏處長、高級工程師、教授等中高收入階層,而對價格調整最為敏感的下崗職工、特困家庭人員、低保邊緣戶等低收入群體無一代表參會。不少市民質疑,最受價格波動影響的群體,連表達想法的機會都沒有。(12月22日《大河報》)

　　市民的質疑并非無理取鬧。在聽證會前,齊魯晚報開通了水價調整民意調查熱線,自12月14日至17日,共有超過300位濟南市民參與,其中有七成不同意上調水價,另有兩成認為漲幅過大。兩相比較,結果迥異。本應是反映民聲民意的聽證會,結論與媒體調查的民意大相徑庭,這樣的聽證結果顯然難以令人滿意。

　　透明度高、具有一定的選擇性、公正和客觀、程序性強,這是立法聽證的基本特征要求。舉行聽證會的時間、地點、內容一般要事先向社會公布,允許公民報名參加,允許公民旁聽和新聞媒體采訪報道;只要對法律負責,聽證參加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如實發表意見,不受他人影響;聽證前一般都要規定聽證參加人和旁聽人的組成及權利,并對聽證內容、方式、聽證報告書等作出規定,保證聽證依法有序地進行。

　　但社會公眾所了解的聽證會卻不具備這些基本的特征:有的不對社會公布,只邀請相關利益部門參加;有的要求聽證參與人事前表達觀點,與要求不符則不得參與;有的甚至一手包辦,隨意找人冒名頂替參與聽證——久而久之,聽證會的公信度下降,公眾的權益也被架空。對公眾意見的漠視導致了聽證參加人一次次失望而歸,甚至導致了聽證會遇冷。

　　某種意義上說,聽證會是一個民意參與公共決策的中介平臺,具有中立性、開放性和不可預測性。因此,聽證會上就是要有不同意見甚至反對意見,并且要進行激烈的公開辯論。但聽證會的主持機構卻不適應這樣的公開辯論,忌諱聽證會“不可預測”的結果。他們往往希望能夠順利地完成各種“程序”,最后達到他們的理想結果。濟南市物價局水價調整的聽證會,無疑難逃這樣的嫌疑。

　　實行聽證制度,是為了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決策權,協調和平衡各方利益關系,推進依法行政和科學民主決策,有效地防止決策失誤。聽證會是個好形式,但要取得積極的效果,離不開嚴格規范的程序保障。否則,好形式變成“走形式”,就會使那些違背民意的部門行為獲得虛假的正當性和“合法”理由,難以做到公正、客觀。

　　12月21日,社科院發布2010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今年群體性事件仍然保持著多發的態勢,這是因為一些地方在加速發展和轉型的過程當中,積累了很多歷史上的矛盾和問題,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造成的民怨太深。(12月22日《揚子晚報》)在我看來,群體性事件之所以頻發,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表達渠道的不通暢。聽證會,是一個很好的紓解民怨的渠道。對這個紓解民怨的渠道,權力部門無疑應該倍加珍惜。(劉義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