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往我國產業結構偏“重”、能耗偏“高”的經濟發展模式對能源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并難以為繼。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建設的加快，以汽車、石化、重型裝備等為代表的重化工業得到傾斜式發展，我國經濟結構呈現出越來越“重”的趨勢。1995年我國重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52.7%，2008年這一比重已經攀升到71.1%。2009年，在應對危機沖擊下大家所采取的非常態發展方式既有必要，卻也加劇了這一趨勢。伴隨這一趨勢，能源消耗快速增加，自2000年到2009年，我國能源消費年均增速已接近10%，其中煤、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費占比為90%。

　　二是外需長期低迷，迫使我們必須對高能耗的中低端產業開展艱難的結構性調整。客觀地看，我國“高碳”的經濟結構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是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歷史階段，這一發展階段歐美發達國家在幾十年前剛剛走過。但是，從目前的國內外市場環境看，我國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卻是當年的歐美國家所不能比擬的。當前，國際金融危機遠未結束，全球經濟復蘇困難重重，歐美國家將長期面臨“去杠桿化”、財政赤字高企、需求不足等問題，以往過度借貸、過度消費的增長模式已經開始調整，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也在不斷升溫，因此，我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將面臨外需持續低迷的壓力。而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凈出口拉動，消費增長不但相對較慢，且后續乏力。經濟對外貿的依賴程度很高，外貿依存度在2008年已上升到60%。許多產業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部分產業國內產能過剩明顯，嚴重依賴國際市場，比如，25%的粗鋼產量依賴國際市場消化；平板玻璃的產量占全球的50%；電解鋁產能占全球的43%；造船業70%以上產量靠出口消化；太陽能電池產量的98%出口國外。隨著外需萎縮，大量外向度較高行業的結構調整不可避免。

　　因此，轉變我們以往“高耗能、高排放”的“高碳”發展模式，加快技術創新，發展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產業，加強節能，提高能效，大力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優化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

　　劉明康說，發展低碳經濟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調整，意味著未來的產業和市場都將出現深遠的變革，產業鏈的價值分布將從向資源型企業傾斜轉而向低碳技術環節傾斜，從而不斷改善產業鏈條上的“低碳”與“高碳”配比，使國民經濟逐步趨向低碳經濟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