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能減排不能淪為“指標秀”

　　　“十一五”節能減排大限將至,尚未完成任務的地方紛紛祭出重拳緩解燃眉之急。據報道,日前江蘇省常州市已對市區工業企業實施“開九停五”的節能應急用電調控措施。而在“絲網之鄉”河北省安平縣,不僅對工業限電,而且居民、醫院甚至紅綠燈也遭停電。

　　節能減排本是構建綠色經濟的必要路徑,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然而,當節能減排作為一項行政指標被要求強制執行的時候,調控部門的積極努力難免被刻上“形式化”標簽,乃至成為基層部門粉飾政績的工具。更為遺憾的是,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也會因此而遭致負面影響,這顯然與節能減排工作的初衷背道而馳。可見,單純的政令舉措并無法切中減排環保的肌理,只有適時引入市場化的激勵機制,才可能達到事半功倍的績效。

　　近期在各地轟轟烈烈開展的節能減排大戰,源于一項政績考核指揮棒:按照相關規定,到“十一五”末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能耗須降低20%左右,并會實行嚴格的問責制。客觀而言,這項政策放眼長遠,是對傳統排污成本外部化現象的糾偏,有利于發展綠色經濟。但是,這項政策的具體實施舉措卻有南轅北轍之嫌。為了完成具化的能耗降低指標,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強行干擾企業與民眾正常的生產與生活,以期在政策設計的節點實現數字化達標。如此掩耳盜鈴式的做法,或許能在既定時間段內實現所謂的能耗降低、為領導政績增添一抹亮色,但此后爆發性的能耗消費卻可能帶給社會環境更多傷害。況且,行政性、一刀切式的限電等舉措,讓部分制造企業面臨停產倒閉的風險,它們迫于生計會自購柴油發電機以滿足生產要求、私下開工,因此產生的污染排放其實遠大于正規電廠發電。表面上雷厲風行的節能降耗革新,實際卻隱藏著能耗擴容風險,這或許是當初減排指標設計者所始料不及的。

　　應當看到的是,在節能減排改革征途上,行政調節難以與市場合拍,計劃經濟時期的調控思路若隱若現,行政指標化的管控模式必然遭遇“下有對策”的尷尬結果。就此而言,西方發達國家在節能環保方面的運作模式當可借鑒。其中,美國通過行政力量與市場機制相配合、有效激發民眾環保意識的舉措堪為典例。一方面,美國財政資金對環保消費給予了大力支持,在國內營造了以節能環保為榮的氛圍。2009年,美國聯邦政府出資30億美元用來補貼購買節能型新車的消費者,購買新車的消費者每輛可以得到4500美元的優惠折扣。在新澤西州,當地政府對安裝了太陽能裝置的家庭還會給予一次性補助,占設備總購買成本的比例高達50%。而且美國法律規定,企業購買可再生能源相關設備費用的20%—30%可以用來抵稅。另一方面,美國部分州的政府部門引入了市場機制,以經濟杠桿調節能耗使用者的行為,從而形成了自發調控機制。例如,新澤西州的居民在安裝了太陽能裝置后,還可以作為供電方向公共電網輸電,而電力公司則需要無條件地全額收購。如此一來,居民利用太陽能多余的發電還可以為自己帶來一筆可觀的“賣電收入”。又如,美國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制度已較為成熟,將排污權作為一種產品在市場上買賣。企業對能耗的節省就意味著可以通過讓渡這種權利進行謀利,與之相反,高耗能生產者將需要為此付出額外的負擔,排污成本由此被合理內部化了。

　　相形之下,國內節能環保意識的培育工作較為落后。雖然地方政府部門在業績考核的壓力下,在節能減排方面表現出了積極的姿態,但難免陷入舍本逐末的窠臼之中,對綠色經濟的推動裨益甚少。恰因此,除財政資金為環保提供真金白銀的補助之外,讓市場無形之手在我國綠色能源推廣中顯效,將能耗節約程度以經濟利益的方式給予顯性化,有助于從根本上對能耗使用者的行為進行調節。當然,如何利用好經濟杠桿考驗主管部門的智慧,包括能耗節約單位設定、仲裁與交易方式、具體獎懲舉措等都需要縝密設計,與之相關機構設置、專業人才培養、監測技術培育等配套舉措也需要同步跟進。以此觀之,節能減排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部門、多手段的共同推進。

　　時下,各地突擊式的能耗減排工作,更像是一場以指標任務為目標的做秀。降低能耗是一項艱巨的環保工程,需要基層民眾與企業實體的真誠配合,亟待市場自發調控機制顯效以及行政配套工作的完善。就此而言,國內節能減排的大幕才剛剛開啟,但“指標秀”的開場效果卻無法讓人喝彩。　(作者馬紅漫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