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著急改革？

　　今年5月底，中國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透露了郵政銀行獲批的消息。

　　此前，銀監會的表態可謂“聲聲急”：4月，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要及時啟動郵政儲蓄機構改革；更早前的1月份，劉明康還曾說，要加快郵政儲蓄銀行批復。銀監會還在今年4月成立監管四部，其重要職責就是對郵政儲蓄機構實施監管，積極推動郵政儲蓄銀行組建。

　　而頗有意味的是，國家郵政局作為改革主體對此卻一直較為低調。“這實際上是一場監管者主導的改革。”山西郵政儲匯局的一位人士這樣對本刊分析。

　　目前郵政銀行方案見于今年2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郵政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該規定的核心是在“政企分開”，原郵政系統內部的傳統業務部門與監管部門分離，組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在原郵政儲匯局基礎上成立郵政銀行，并由郵政集團公司控股。

　　至此，整個郵政體系開始向市場化過渡，原郵政儲蓄逐步走向“商業銀行”，儲蓄業務與傳統郵政業務將分賬核算，獨立經營，同時銀監會也將其納入到銀行監管體系。

　　“納入銀行監管體系意味著原郵政系統對于郵政儲蓄的控制力削弱，基本上失去了對于郵政儲蓄的部門領導權，而只能通過股東權力來施加影響。”賽迪顧問高級分析師何奇峰對本刊說。 圍繞著郵政金融業務改革，各部門之間的博弈一直非常微妙，受制于郵政體制改革滯后，郵政儲蓄改革逐步形成了“主體不積極，主導很焦急”的局面。

　　事實上，這種權力博弈也間接導致了郵政儲蓄改革進程的滯后。根據原央行研究局一位人士對本刊介紹，1992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央行曾數次提出郵政儲蓄改革方案，但種種原因下均未成行。其中， 199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央行首次提出組建郵政銀行。

　　1998年，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黃秀清受國家郵政局之托，進行了郵儲市場化的課題研究。黃對本刊回憶說：“當時全世界的郵政都在改革，德國、荷蘭、日本等國家都推出了郵政儲蓄市場化方案。我們借鑒之后，提出了包括徹底市場化及漸變式市場化等改革方案在內的研究報告。”

　　最終，那一輪的郵儲改革也胎死腹中。那么，當時央行為何頻頻提出改革方案？而郵電大學的市場化方案又因何未能實施？“這是由郵政儲蓄的出身背景決定的。”原央行研究局人士對本刊稱。他回憶，1986年3月，央行希望回籠資金，緩解通貨膨脹，遂借助郵政網絡籌措資金。作為回報，央行付給中國郵政遠高于儲戶存款利率的轉存利息。

　　由于高額轉存利差，郵政系統坐享其利。形成“靠網點吸儲，靠轉存款吃飯”，即便是1996年至2002年，央行連續8次降息，郵政儲蓄轉存利率仍遠高于同期商業銀行交存央行的準備金利率——僅2002年，央行向郵政儲蓄就支付了180億元的轉存利息。

　　郵政系統的確非常依賴郵儲收入，“上世紀90年代末，郵(政)電(信)分家后，郵政儲蓄占到整個郵政系統收入的三分之一，有些地區甚至占到六成以上。2005年，郵儲收入在整個郵政收入中的比例超過50%。所有業務中，郵政儲蓄最能獲利。”黃秀清說。

　　由于不堪重負，央行甚至總結出郵政儲蓄的“三宗罪”：利率傾斜政策導致強勁的利益驅動，郵政存款每年都在瘋長，央行則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負擔；郵政儲蓄的巨大規模正越來越多地對貨幣政策效用的發揮產生干擾；郵政儲蓄65%的存款來自農村，僅有35%來自城市，正成為農村金融的“抽血機”。

　　隨后，2003年，央行痛下決心，自該年8月始實行新老存款劃段，郵政新增儲蓄轉存中國人民銀行的部分，年利率降低為1.89%；8月前的仍按4.131%利率獲息。

　　2005年初，《郵政體制改革方案》又規定，郵儲的“老存款”按照10%、15%、20%、25%、30%的比例分5年轉出。“老存款”指郵政儲蓄在2003年8月以前轉存在央行的存款，規模約為829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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