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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關系發展到了今天，到底是一種什么樣性質的關系呢？

　　在胡錦濤出訪美國之前，中國方面就有人把這次訪問定義為“定性之旅”。去年，美國方面就對華政策提出“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的概念。概念提出后，中國方面是加以認同的，并作出了正面的回應，更希望兩國能夠朝著這個概念的方向來深化關系。

　　在訪問期間，美國把中國界定為“具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國家”。中國方面則想更進一步，如外交部長李肇星所說，中美兩國是“建設性的伙伴關系”。無論是“具有共同戰略利益國家”還是“伙伴關系”都是建設性的。

　　毋庸置疑，中美關系必須朝著具有建設性的方向構建。兩個大國的關系如果不是建設性的，不僅對兩國的關系，而且對整個世界事務都會產生消極影響。不管怎樣，“建設性”可以說是中美關系必須達到的最低線，也是今后改善和提升這種關系的前提。

　　“利益相關者”對誰負責？　　

　　但傳達出來的信息說明中美關系仍然難以定性。雖然中國認同美國提出的“利益相關者”的提法，但對這個概念，中美雙方存在著不同的解讀。最核心的分歧是在“對誰負責？”這一問題上。

　　對美國方面來說，自然希望中國能夠對美國負責，對西方負責，尤其對西方美國所建立起來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負責。很多問題諸如貿易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人權政治問題、伊朗和朝鮮的核武器問題等等都是在這個責任領域展開的。或者說，中國在所有這些方面的行為是否合符美國的利益是美國衡量中國是否是責任國家的指標。

　　另一方面，隨著自己的崛起，中國再三強調自己正在成為一個責任大國，但中國對責任有自己的定義。正如美國，中國也有自己的國家利益考量。在定義中美關系的時候，中國不僅有內部的考量，也有對自身的國際定位的考量。中國的定義不見得合乎美國的標準。這樣，中國的一些國際行為經常被美國視為一種“不負責”，或者“負責不夠”，甚至“威脅”。例如，近年來，中國和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等國家的經貿關系尤其是和相關國家的石油外交有很大的發展。盡管中國這樣做和美國并無關系，但經常被美國作過分政治化的解讀。對美國來說，中國和被美國視為是“敵人”的國家打交道就是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

　　但可以看得出，中美兩國在定義互相關系上開始趨向現實主義的態度。就美國方面來說，冷戰結束以來，對華關系的定義變化不定，從“戰略伙伴”到“戰略競爭者”到“潛在的敵人”之間搖擺。這次，美國不再簡單地作這樣的定義。中國方面也是如此。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急于要和美國建立“戰略性伙伴關系”。這次，中國也不再強調這種提法。

　　相對來說，無論是“利益相關者”還是“具有共同戰略利益國家”，都是較具中性的概念，并且較為切合實際。更為重要的是，“利益相關者”是個動態的概念，就是說，中美兩國關系的性質是在兩國互動的動態中決定的。

　　中美兩大國既有不同的國家利益，但又有共同的戰略利益。這表明兩國間的沖突和合作都是常態。雙方現在都能夠認同“共同的戰略利益”或者“利益相關”，這是雙方合作的基礎。

　　那么在潛在的沖突方面呢？在如何對付潛在的沖突上，兩國間互信的確立并不容易。自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和西方努力利用各種現有的制度機制來制約中國。隨著中國加入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所有重要的國際和區域性組織，美國西方的這一波努力基本上已經告一段落。

　　美用“小北約”制約中國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美國開始謀求建立新的制度機制或者區域聯盟來應付中國。在亞太地區，美國開始以美日聯盟為核心，通過深化對印度、越南等中國周邊國家的關系來加強對中國的制約。

　　美國甚至試圖通過加強跨大西洋合作，利用北約來應付中國。在北約基本上完成制約俄國的戰略后，美國和一些歐盟國家期望北約在亞太地區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美國的做法是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以美日安保為核心，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在內的一個從屬于北約的亞洲“小北約”。無論美國的借口怎樣，這個小北約的直接對象就是中國。

　　美國的這些戰略舉動對中國的國際戰略不可能不產生影響。中國當然不會無動于衷。美國的國際戰略在增進一些國家的戰略利益的同時也在損害包括中國在內的另外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

　　中國并不是沒有辦法來消化美國國際戰略的消極后果。中國和周邊國家已經成功地組織了沒有美國參與的“上海合作組織”和“東亞峰會”等。中國的經濟崛起已經促成了中國和周邊國家之間的高度經濟整合。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今天，中國經濟圈的這些國家已經沒有可能或者完全選擇美國，或者完全選擇中國。也就是說，美國要結成像冷戰期間那樣針對第三方的政治軍事聯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當然，這對中國也一樣。

　　任何針對第三方的區域或者國際聯盟都會制造出國際政治上典型的“安全困境”，即一方的安全就是另一方的不安全。如果讓這個安全困境主導中美關系的發展，到最后雙方都會成為受害者。

　　但既然經濟上的整合已經為雙方的互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基礎，雙方就要努力在此基礎上培養政治上甚至軍事上的互信。“利益相關者”這個概念已經確認了雙方的共同利益，那么如何把這些共同利益做大從而縮小沖突面，乃是兩國所需要努力的方向。只有當雙方能夠找到和建立遏止和解決潛在沖突的制度機制時，中美關系的性質才有可能加以界定。(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作者：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