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事件是“二五”計劃期間政府部門實行的“兩本賬”制度。這項制度來源于1958年中央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其要求中央在制定生產計劃時要搞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這在地方成了必成的，地方自然也還有一本期成的賬。

　　董志凱說，“兩本賬”制度造成從中央到地方的計劃層層加碼，級級往下追高，為計劃的層層加碼打開了一個重要的渠道。中央帶頭搞兩本賬，各級就都搞自己的兩本帳。下到基層，同一個指標就有六七種賬了。

　　由于對高速度的追求，導致正式的“二五”國民經濟計劃并未形成，只提出了計劃建議和編制了計劃草案。

　　一個計劃“走了樣”的笑話

　　報告主編劉國光在這份研究報告的前言里寫到，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學習和實施了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但是，受中國自身條件的制約，理想的計劃經濟制度在中國難以實現，受計劃管理制約的那一部分經濟活動也多少“走了樣”。

　　董志凱講了一個發生在“一五”期間經濟活動“走了樣”的事：東北地區有大片的旱地，當地農民發明了一種叫做“雙輪雙鏵犁”的工具，耕畜是北方地區特有的馬匹，極大地提高了耕地的效率，于是當時的領導干部在主持《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規定在3年～5年內，要在全國推廣“雙輪雙鏵犁”600萬部，生產計劃要達到500萬部。

　　然而，我國南方的農田大多是水田，而且耕畜用的是牛，90%以上的“雙輪雙鏵犁”都只能閑置不用。最后只能將這種犁的產量調整為180萬部。事實上，1956年生產部門加緊生產出來的170多萬部犁最后只銷出80萬部，后來還又被退回了15萬部。

　　董志凱說，雖然這件事今天聽起來像個笑話，但卻反映了當年計劃、決策的形成與修訂缺乏廣泛參與的民主機制。

　　在計劃管理體制下，原來的國家計委大量的具體管理工作體現于通過按計劃分配國家投資來配置資源。在制定投資計劃時，要反復填報表格，層層召開長時間的計劃會議，并對追加或壓縮投資進行反復磋商。

　　在這一過程中，典型的現象是，部門和地方提出的投資需求不斷追加，而計委、財政部不得不考慮資金的可能，反復壓縮投資需求。而投資數額確定以后，投資的實施與效果由要到錢的部門負責，這樣投入和產出是分家的，投資的效益不穩定。

　　“六五”是個轉折點

　　參加研究的課題組專家介紹說，以往的幾個五年計劃都是僅僅關于國民經濟發展的計劃。從“六五”計劃開始，我國的經濟計劃中增加了社會發展的內容，計劃的題目也相應改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六五”計劃突出了社會的發展，對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進行計劃安排，特別是強調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勞動就業、環境保護等方面。

　　專家們認為，這一變化反映了隨著改革開放后觀念的變化，人的因素在國家計劃中的地位在增強；說明單純追求經濟速度的理念在新的發展觀下開始調整。至此，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戰略開始從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

　　董志凱介紹說，從制定第六個五年計劃開始，五年計劃的制定就開始步入正規化軌道，即必須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核通過。在編制方法上，隨著市場調節范圍越來越大和指導性計劃指標成為主體，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的指標體系也趨于簡化。老百姓的知情權和參與權也逐漸提高。在第十個五年計劃的編制過程中，還曾公開征求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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