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初步估算，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出口產品的營業利潤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棉紡織行業約下降12%，毛紡織行業下降8%，服裝行業下降約13%，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受到的損失較大。

　　對于大公司來說，如果本身的利潤率高的話，可能導致的利潤率下降的幅度會小一些，同時如果公司產品在國際市場具有一定的占有率，則提價的話語權會高一些，這樣帶來的負面影響會略小。但是如果人民幣的升值幅度過大或者出口持續的升值，則利潤率的下滑不可避免，再加上議價能力的趨弱，則升值所導致的邊際負面效應會擴大。

　　華東政法學院商學院名譽院長、博導汪康懋教授表示，假如人民幣升值3%的話，紡織行業出口可能會下降30%，很多依靠低附加值產品、低價競爭的中小企業將難逃倒閉的厄運，同時將帶來數以幾十萬計的失業者。我國紡織企業的員工多為中低收入者，如果失業，將引發出其他社會問題。

　　種種跡象表明，國際游資早已棲身國內房地產業，其中有的就是賭人民幣升值才進入內地房地產業的。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楊帆表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貨幣面臨升值壓力或者貨幣持續升值時，在升值前如把外幣換成本幣，一旦本幣升值，投資者將本幣兌換成外幣就能夠獲得與升值幅度相應的收益。這促使投資者追逐該國及地區資產，而最有吸引力的是股票和房地產，因為投資者不但能獲得升值收益，而且能獲得股票和房地產本身增值的收益，可以說是賺兩頭的錢。由于目前我國的股票市場持續低迷，所以大量國際游資涌進房地產市場。

　　假如中國進行匯率調整，目前來看方案不外乎一步到位式升值和漸進式升值兩種。如果是一步到位式，游資對房地產市場的危害相對較小———這種情況下，國家可以通過種種手段對游資進出進行限制，因此也更具可取性。但是，由于無法預測升值幅度，如果這種調整方案導致貨幣高估，那么對整體經濟運行帶來的危害更大。從國際經驗來看，不少金融危機都是因為貨幣高估導致的。如果采取漸進式升值方案，游資帶來的壓力就相對較大：每次匯率的小幅調整，都會給市場帶來更大的升值預期，更多熱錢會通過各種渠道不斷流入市場，從而造成房地產市場更多的泡沫。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副教授章偉國認為，房地產業風險加大的同時也意味著房地產金融風險的加大。因為在房地產市場中，不論是買方還是賣方，60%以上的資金都是向銀行借貸的。據估計，目前個人房貸規模約為1.4萬億，主要為房地產抵押的各項抵押貸款約占信貸規模的70%。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民幣升值，熱錢完全有可能在高位將手中的房產拋出，這時房地產價格在高位運行的風險將被擊破，整個房地產價格下跌不可避免，大量與房地產有關的貸款可能轉化為呆賬與不良資產。

　　汪康懋教授進一步指出，由房地產風險所引發的銀行業危機，將給我國金融系統的安全性帶來威脅，進而阻礙國有銀行改革進程，使我國銀行業的改革放慢腳步，這是一個連鎖反應。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國際金融系孫立堅副教授分析，人民幣升值之初金融業受到的影響不會很大，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銀行核心資本縮水，二是外貿企業壞賬可能增加。像中行和建行這兩家銀行的核心資本中包括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人民幣升值對其打擊會比較大。如果人民幣很快升值，這兩家銀行的穩健性指標就會降低。現在這兩家銀行正在積極尋找海外戰略投資者，人民幣升值將直接影響它們向海外投資者的要價，進而影響上市進度和銀行業的整體改革。當然除了建行和中行以外，其他銀行核心資產中外匯資產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因此這個問題對整個中國銀行業來說并不十分明顯。

　　還有前面提到過的從事一般貿易的外貿企業在人民幣升值中受到的影響較大。當人民幣隨著美元一起貶值時，國內廉價的勞動力能夠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口，并在國際商品市場上獲得優勢。但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經達到60%，這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需要依靠外需拉動。如果人民幣升值，外貿企業的競爭力下降，創利能力下降，這些企業的還貸能力自然就減弱，從而可能導致銀行壞賬增加。

　　2004年有200多億元沒有外貿背景的國外資金流入國內，來自央行的最新統計也表明，6個月來個人結匯意愿明顯增強。在人民幣升值戰役中，這些源源不斷涌入的海外“熱錢”才是對我國經濟最具破壞性的因素。當海外“熱錢”抽出國內時，原先虛假“繁榮”的資產將很快縮水，后果一是令大量投資者破產，導致銀行面臨巨大壞賬風險；二是銀行抵押資產縮水，令銀行收益面臨損失。

　　因此，有關專家建議，一方面外貿企業要轉變生存策略，提高產品附加值，不再僅以“低價”優勢吸引海外市場；另一方面，銀行需要開發更多的用于匯率避險的金融衍生產品，如外匯遠期業務，通過這些業務鎖定企業外匯浮動風險。同時，為了避免匯率調整后的壞賬急劇增加，國內銀行應該高度警惕那些以人民幣計價、出現非理性“泡沫”的資產行業，包括以這些資產作為抵押物的貸款。

　　而另外一個重要對策就是加速發展直接融資渠道。孫立堅認為，從近些年各國金融危機的教訓中可以看出，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在金融危機中受到的傷害要遠遠大于以直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直接融資能夠分散“熱錢”抽走時的市場風險，而不至于沖擊銀行體系。

　　能源行業是影響中國國計民生的基礎行業，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必需慎重對待。

　　中國部分電力企業利用外債主要是美元和日元，且多屬于長期借款。根據我國現行財務會計制度，匯率變動產生的外幣折算差額直接計入當期損益，在償還期之前只影響其財務報表，并不影響其實際現金流。若人民幣步入升值通道，遭受巨額匯兌損失的電力行業業績將有較大改觀。

　　在電力設備投資方面，火電機組30萬千瓦以下發電機組都產自國內，燃料也主要是國內采購，人民幣升值對這部分火電企業降低成本作用有限。而對于需進口燃油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升值同樣也意味著成本降低。以深南電(000037)為例，該公司每年進口重油60萬噸，輕油6萬噸，若人民幣上漲5%，該公司成本將減少6000多萬元。

　　因此，專家建議，電力企業應抓住人民幣升值機遇，調整融資結構，在可能的情況下，推遲新機組的采購與基建，從而降低采購成本。

　　不過國際煤炭價格將可能更具競爭力，國內沿海地區將有可能率先面臨價格沖擊，部分煤炭用戶有可能選擇進口煤炭作為燃料。專家分析指出，升值幅度在10%以內的話，將不會對我國煤炭市場價格體系產生根本影響。因此煤炭企業應密切跟蹤和研究煤炭供需形勢，適時調整內外銷比重；在可能出現的煤炭價拐點前，擴大產能要慎重。

　　與煤炭行業不同的是，國內油品市場價還沒有自主定價能力，進口依賴度較大，市場價格隨國際油價的變動而變動，受美元影響較大，人民幣升值將直接導致國內石化類公司的原油售價下跌，原油采掘企業的高利潤將受到擠壓。

　　對于煉油行業而言，因其原料原油的定價是國際化的，但其產品成品油的定價由政府控制，人民幣升值會降低煉油行業的國際原油進口成本，因此對抬高行業利潤有幫助。由于成品油價格的定價是區間機制，售價與國際定價相關聯，若成品油價格下降幅度小于原油的下降幅度，對煉油行業就會產生實質利好。對于石化行業而言，中國主要進口合成橡膠和合成樹脂，出口主要集中在基礎化工原料，若人民幣升值，資源類化工產品的利潤空間將會受到壓榨，惟一能夠免受影響的是靠非關稅壁壘保護的產品，如配額方式約束的進口尿素等。對合成樹脂、合成橡膠和合成纖維等中游產品來說，目前進口大于出口，人民幣升值，進口產品價格的走低將加劇國內市場競爭，對國內產品的價格會產生壓制作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戈夫認為，對產品價格產生的影響很小。他說，如果西方政治家認為所有與發展和金融有關的問題都將隨中國匯率的浮動而解決的話，那么他們最好能夠深思。

　　羅戈夫在一篇專題文章中說，價格昂貴的電腦液晶顯示屏標有“中國制造”的字樣，但確切地說應該是“中國總裝”。在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典型產品中，僅有20%有高附加值。由于人民幣的幣值沒有影響到其余80%商品的成本，匯率的變化對產品價格產生的影響是很小的。

　　“歐元之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認為，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至少將產生6大影響。首先將影響中國出口，給中國出口帶來極大的危害；同時，將使中國通貨緊縮面臨更大壓力；導致中國對外資吸引力下降，減少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降低中國企業的利潤率，增大就業壓力；財政赤字和銀行壞賬可能因人民幣匯率升值而增加，進而影響中國貨幣政策穩定。

　　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提醒，消費者不應滿足于“貨幣幻覺”。“貨幣幻覺”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于1928年提出來的，它是指人們只是對貨幣的名義價值作出反應，而忽視其實際購買力變化的一種心理錯覺。他告訴人們，理財的時候不應該只把眼睛盯在哪種商品價格降了或是升了，花的錢多了還是少了，而應把大腦用在研究“錢”的購買力、“錢”的潛在價值還有哪些等方面。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真正的精打細算，花多少錢辦多少事。否則，在“貨幣幻覺”的影響下，“如意算盤”打到最后卻發現自己其實“吃虧”了。(徐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