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場，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后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個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游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臺詞，然后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沖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制造沖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臺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凸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愈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于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臺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么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范，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臺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臺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于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么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臺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臺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么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并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游。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強大，以什么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里，臺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腳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于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臺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臺灣，都是少數；占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臺灣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歷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于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線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臺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么？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臺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受過日本統治的臺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1949年渡海到臺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臺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臺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于、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臺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以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了解臺灣人，那么臺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臺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里。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

　　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里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游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準，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后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網絡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里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計算機的臺數，都一覽無余。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后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臺。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

　　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于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么特別關系；有特別關系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于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占據太多的時間。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報復。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里；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同時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臺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臺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峽兩岸，哪里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沖？哪里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臺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國際關系”和“圖書信息”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臺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里，這樣的學識精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殊。而在臺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里，連戰被視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況愈下，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復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臺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里，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臺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臺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

　　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致深思的作品，懂臺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談臺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

　　他介紹了臺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臺灣的成就來自于經濟發展之后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贊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于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里頭對于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厘清“臺灣意識”不等于臺獨；一是，臺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臺灣十六年當中，臺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482美金增長到5829美金，成長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維持在4～5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

　　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擔。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臺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稿件來源：《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作者：龍應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