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半民半官以民代官

　　50年代的“民間外交”促成了50年代末被周恩來總理盛贊為“民間大使”的西園寺公一先生常駐北京，以及60年代初中日間“LT貿易”機構和其常駐代表處的設立。1962年9月，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的顧問松村謙三受池田首相的“全權”委托訪華同周總理就以“漸進積累”方式發展兩國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達成“君子協議”；同年11月，廖承志和日本前通產大臣高碕達之助代表中日雙方簽署《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即“LT貿易”，開辟了新的半官方性質的貿易途徑；1964年8月和1965年1月，“LT貿易”雙方各在對方的首都設立聯絡代表機構，使中日關系邁向了半民半官、以民代官的交往階段。

　　中日“LT貿易”雙方，背后都得到各自政府的支持，實際是半官方的常設機構。中方的廖承志辦事處直接受國務院的領導，工作班子由外交部、外貿部等政府部門的成員組成，外貿部的地區政策第四局負責對日聯絡事務。日方的高碕達之助事務所的正式名稱為“日中貿易協議會”。其成員主要由曾任內閣大臣的政治家和通產省、大藏省的官員及財界人士組成，與日本政府聯系密切，實際是具有濃厚官方色彩的通產省外圍團體。

　　自60年代初至1972年中日復交，“LT貿易”與“友好貿易”雙管齊下，猶如一車之兩輪，不僅直接參與和拓展中日綜合貿易，而且為中日雙方政界人士的互訪、政府間的相互溝通，起到了斡旋、中介和解決難題的“小使館”的職能。如1963年雙方經政府批準的利用日本輸出入銀行貸款的成套設備進口合同的首次簽訂、1964年兩國開始互換記者的實現等等，都是只有在業已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兩個政府間才可完成的政治舉動。

　　中日間半民半官交流窗口和渠道的開辟，進一步推動了60年代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交流的迅速發展。據統計，雙方的貿易額1963年即達1.29億美元，恢復到50年代的最高水平；1966年則猛增至6.03億美元，3年內增加了近4倍。受佐藤政府的干擾，1967年至1969年的長幅雖有下降，但仍保持穩中有升的較高水平。在人員往來方面，兩國的交流范圍不斷擴大，互訪團隊的官方色彩更濃，往來人數不斷增加。尤其是1965年500名訪華日本青年同中國15個城市的數萬名青年進行的為期一個月的友好大聯歡，充分展現了兩國青年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熱情，預示著中日復交的曙光已露。

　　7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恢復、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日本國內日中復交國民運動，迫使日本執政的自民黨把恢復日中邦交提到了其議事日程。為這一天的到來，中日各界的民間力量，奔走呼號，立下汗馬功勞中國“雙王旋風”、“孫平化旋風”登陸日本，日本“友好旋風”、“政黨旋風”造訪北京，田中首相正式訪華，最終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誠如高碕達之助先生所言，在促進中日關系發展方面，正是由于“LT貿易”等兩國民間或半官方交流組織和機構像掘進機挖渠一樣，雙方同時從兩端向中間挖起，矢志不移，常挖不止，才使得中日兩國的復交水到渠成。

　　四、與官并舉官民并茂

　　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實現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從客觀上為中日民間交流改善了外部環境，創造了有利條件，使之隊伍迅速擴大，渠道不斷展寬，機構逐漸增多，形式日益多樣，內容更加豐富，作用愈加明顯。而80年代以來幾乎每隔半年一次的兩國政要和首腦的互訪，從側面反映出中日友好已成為雙方政府的既定國策，給兩國民間交流的全面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使之更趨于友好務實，互利互惠，有力地推動著兩國關系日益走向成熟。概括地講，其主要特點有：

　　第一，民間交流機制化。80年代初，在雙方民間友好人士的倡議和兩國領導人的支持下，中日民間相繼設立了“中日友好交流會議”、“中日民間人士會議”和“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三個固定的交流渠道，以利于彼此溝通，消除誤解，促進中日友好事業的不斷發展。如正值目前中日關系處于低潮之際，兩國數十個民間友好團體的代表于2005年4月12日集會東京并發表《和平與睦鄰友好呼吁書》，“為了記取歷史教訓，繼續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實現兩國的世世代代友好”，呼吁雙方“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通過友好協商妥善解決兩國及國民間存在的問題、分歧和爭端”，并把2005年定為“新世紀中日和平與睦鄰友好合作之年”。

　　第二，友好往來務實化。兩國間的人員往來已由復交時的幾千人上升到每年數百萬，僅2004年日本的來華人數就達到435萬人次。每周往來于兩國間的各種飛機航班達500架次。而且，其交流活動已不再僅限于形式上，同時也參加中國的改造沙漠、植樹造林、修復古跡、扶貧助學等，內容更加豐富、具體、扎實。

　　第三，團隊交往大型化。繼60年代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和始于70年代的“友好之船”、“友好之翼”之后，中日間的民間交流活動趨于更加大型化。如1984年秋的3000名日本各界青年應邀訪華、2000年5月的有5000名成員的日本民間友好使節團的到訪和2002年13000多名日本各界代表齊聚北京，與中國各界人士進行盛大友好交流活動等，均在兩國間產生了良好的反響。

　　第四，政治交流黨際化。進入80年代后，日本的各主要政黨都相繼與中國共產黨正式建立了黨際交流關系，有利地推動了中日雙邊政治關系的改善和發展。

　　第五，人員往來低齡化。中日之間人員往來的年齡結構趨于低齡化，青少年所占比重日益增加，為培養中日友好事業的后繼人才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第六，行業交流對口化。自70年代開始締結“友好城市”、“友好省、縣”以來，兩國地區間交流的發展勢頭不減，到2004年已達226對。與此同時，“友好學校”、“友好港口”、“友好報社”等也相繼涌現，科研、體育、教育、文化、醫療等機構之間的行業對口交流蔚然成風。

　　第七，國民交流“草根”化。隨著兩國民間交流的迅速發展，兩國間平民化的“草根”交流活動與日俱增，“關西日中朋友會”、“向中國贈送日語教材之會”、“日中技術留學交流協會”等自發性的群眾交流團體層出不窮。至于個人或家庭式的友好交往，更是不計其數。

　　第八，文化交流多彩化。中日間的文化交流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兩國復交后，則更是異彩紛呈。尤其是70年代末首次實現互派留學生以來，兩國間留學生、研修生、考察互訪的專家學者不斷增加，掀起了新一輪的留學熱潮。據統計，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占留日外國學生總數的60%以上，居世界各國留日學生之首。日本在華的留學生人數也一直位居前列。

　　第九，經貿往來復合化。1978年中日長期貿易協議和1982年中日科技合作協定的簽訂，使中日經貿關系由迄今的單一進出口交易轉向經貿、科技全方位的合作。而90年代中日投資促進機構的設立，使兩國的民間經貿合作無論在質量或數量方面都出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據中方統計，中日兩國的雙邊貿易額已從1972年的10.3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78億美元，與中美貿易、中歐貿易呈三足鼎立之勢。若把港澳特區包括在內，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在經濟合作方面，截止到2004年底，日本累計對華直接投資協議金額高達666億美元，在中國引進外資方面名列前茅。而且，從進出口產品結構看，兩國正由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從經濟合作的水平看，兩國正由優勢互補關系進入更加密切的相互依存階段。

　　綜上所述，中日復交以來，兩國民間對話機制的相繼設立，中日長期貿易協定的簽訂，各地區及行業間對口交流關系的紛紛確立，同官方的對話機制、政府間雙邊協定及政府交流機構等并肩而立，并駕齊驅，彼此促進，相互補充，形成了與官并舉，官民并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局面。實踐證明，即使是在兩國保持正常關系的情況下，中日間的民間交流不僅不可或缺，而且它像潤滑劑和平衡器一樣，時常調節著官方雙邊關系的平穩運行，越發顯示出雄厚的群眾基礎和強大的生命力，為推動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全面、長期、健康地發展，起著官方或其它任何渠道都無法代替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中日兩國比鄰而居，雞犬相聞，有著長達兩千余年友好往來的悠久歷史和長期的民間交流傳統。戰后，由于種種原因，兩國之間竟有27年處于極不正常的狀態，是民間交流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下開啟了中日交往的大門，并通過“漸進積累”推動了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實現；中日復交后，民間交流的陣營迅速擴大，與政府間的交流相輔相成，互為補充，促進了兩國友好合作關系的全面發展；冷戰后，隨著形勢的變化，中日民間交流順應時代潮流，互惠互利，腳踏實地，始終不渝地致力于中日友好和兩國的繁榮與發展，為兩國關系逐步走向成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應有的貢獻。

　　近年來，由于日本政府及右翼勢力不能正視和深刻反省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不斷在領土、主權、安全等方面對華采取挑釁行為，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致使中日關系遇到了兩國復交以來最為困難的時期。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日本政府及右翼勢力的錯誤舉動不僅遭到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亞洲近鄰國家人民的強烈反對，也引起了日本國內友好團體和有良知民眾的齊聲譴責。我們要把日本人民同日本政府及右翼勢力嚴格區別開來，著眼于未來，寄希望于日本人民，并團結他們一道同日本一小撮倒行逆施的右翼勢力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共同維護中日關系的大局。展望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中日民間交流前景廣闊，前途無量。但欲錦上添花，則任重道遠，尚需共同努力。首先，雙方要把民間交流置于事關中日世代友好、攜手共進、互利發展、共同繁榮的重要位置，給予高度重視；其次，民間雙方要樹立更高、更遠、更新的目標，以新的姿態、新的舉措、新的內容、新的形式，把中日友好廣泛、深入、持久地推向新的發展階段；其三，要進一步加強文化交流，擴大人員往來，縮小彼此間的文化差異，增進相互間“心與心”的了解，以期增信釋疑，真正實現感情上的正常化；其四，隨著兩國關系的日趨成熟，必然會帶來新的問題、矛盾和摩擦，民間雙方應從大局出發，遵照《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聯合宣言》的基本原則，以坦蕩的胸襟，冷靜的思維，平和的態度，理性的舉措，不懈的精神，努力協助雙方政府妥善處置，把有礙于友好的苗頭消滅在萌芽狀態，確保中日關系長期、順暢、健康地發展；其五，中日友好寄希望于兩國人民，更寄希望于兩國青年。民間雙方應進一步擴大兩國青少年之間的交流，加緊培養后繼人才，使中日友好的大業蓬勃興旺，世代相傳。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