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華盛頓短期工作，日常起居不可避免地要對中美兩國貨幣的購買力進行一些對比，從日常消費看，大米1.4美元1公斤，雞蛋1美元12個，公共汽車1.25美元可乘坐2小時，地鐵周票不限制上車時間的每周為32美元；在華盛頓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一居室住房每月租金為約1500美元。

　　此間有學者通過比較兩國貨幣的實際購買力，由此推斷人民幣幣值被大大低估了。最具代表性的是《經濟學家》雜志推出的漢堡指數，它按同一規格的漢堡包在世界各地的價格而測算世界各國貨幣的幣值，由此推算人民幣在2004年低估了57%，并聲稱這樣的測算能使復雜的匯率理論變得簡單明了。

　　與此方法殊途同歸的是世界銀行的每年發表的《世界經濟指標》報告，分別按現行匯率和購買力平價指數兩者對各國的GDP進行測算和比較。按照其測算的購買力平價指標，中國的經濟總量在2002年已經達到5.79萬億美元，人均收入為7380美元。GDP總量遠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這數字就是世界銀行內部的研究人員也認為是高估了。

　　應該說比較兩國的貨幣幣值，存在著很大的難度。物價在變動之中，如果局限在很小的樣本范圍內，得出的結論難免會有局限性。例如同樣以《經濟學家》雜志的測算方法，在美國用漢堡價格換成轎車價格，則情況就完全相反。一輛國內售價在2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廣州產本田轎車，相似類型的車在美國1.4萬美元可以買到。戴爾公司新推出了一款筆記本電腦，價格不超過600美元，國內則要萬元以上。如以此而論，則人民幣幣值又可以說是大大被高估了。

　　如何確定兩國貨幣的比價關系是非常復雜的事。西方人希冀將此復雜的事情簡單化，結論也都是從本國自身的利益出發的。

　　同樣的情況是關于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輿論，其主要來源是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到美國后，正是大選期間，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在這次大選中被一再提及，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美國兩黨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都發表了一些帶有情緒色彩的言論，以取悅選民。理由不外乎是人民幣估值過低，加上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近年來大幅度貶值，人民幣幣值更進一步被低估，這有利于中國的出口，由此也對美國國內的就業市場產生沖擊。將美國嚴重的失業問題歸結為人民幣過低的匯率，實際上是把匯率問題政治化了。由于過于牽強，因此未能成為美國大選的熱點話題。

　　美國大選結束后，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內，從發展趨勢看，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議將逐步緩解，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逐漸弱化。作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首先，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美國全部外貿赤字的比重并不大，并有不斷下降的趨勢。二是隨著美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就業問題逐步有所緩解，有利于緩和與美國產業界的矛盾。最近看到美國商務部財政部部長主持的經濟會議，反映最強烈的是社會保障問題，法律改革問題，醫療服務問題等。三是美國進入新一輪的加息周期，隨著美國利率的逐步走高，美元利率已經高于人民幣的利率，兩國貨幣之間的利差已發生反轉，有利于美元回流。四是美國國會在2003年初通過立法調降美國企業海外投資收益稅，鼓勵海外投資資金回流美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美國不應當將改變其巨額貿易逆差狀況的希望寄托在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上。關于這一點，美國政府的局內人自己是看得很清楚的。我的同事伯特在04年9月前一直是美國財政部東亞國家辦公室的負責人，他是這樣評論中美匯率問題的：在2003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美國全部外貿赤字的比重為6.5%，而日本則為15%，石油輸出國為20%，歐元區為28%。到2004年底，中國的貿易順差在美國外貿赤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對這一點大家是都看得很清楚，人民幣匯率問題被政治化了，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處在產業工會和國會的雙重壓力之間，所能選擇的余地是非常有限的。此類觀點在美國的官員和學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關于人民幣匯率是否合理，關鍵還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本國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并不用太過于在意別國的輿論壓力，更不應屈從于國際游資的套利行為。

　　(稿件來源：《學習時報》，作者：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