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氏父子嚴密控制下的臺灣，孫科以衰老之軀，積極發揮“余熱”。1966年10月30日，蔣介石壽辰之際，孫科特撰文《總統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為蔣介石祝壽，頌揚蔣介石“繼承國父的遺志，完成不竟的事業”，“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其事母孝，對國父忠，于國家民族則顯露出大智大仁大勇的德行”。以后凡蔣介石壽辰，孫科都要撰文祝賀。

　　在臺灣，孫科的另一主要活動是主持和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966年夏，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運動，紅衛兵在“四人幫”唆使下，大肆毀壞中華歷代文物、古籍，殘酷迫害革命老干部和知識分子，其野蠻行徑舉世震驚。與大陸長期處于對峙狀態下的臺灣當局對此迅速作出反應。1966年11月12日正值孫中山先生誕辰101周年，位于臺北陽明山中山樓的中華文化堂恰于此日落成，蔣介石出席落成儀式，并宣讀紀念文，并于同日批準孫科等所提“定國父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由此正式拉開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大幕。

　　不久，由孫科領銜，王云五、孔德成、張知本、陳大齊等1500多人聯名發出一份建議書。在這份建議書中，一方面表現出孫科等人對中共及其意識形態的強烈對立，對文革活動的譴責，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彼等對恢復保有中國悠久傳統文化的強烈關心與責任感。

　　在孫科的主持和推動下，在全臺灣普遍設立了“文化復興運動”機構，并在總會下設各種專門委員會，臺灣商務印書館等出版單位也隨即整理翻譯出版了大量的中華古籍，受到讀者的普遍歡迎。

　　孫科晚年另外一項主要活動就是督促、協調臺灣文官考試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在他擔任“考試院”院長期間，制定、頒布了一系列有關公務人員考試、任用、俸給、考績等法令及施行細則，如1967年實行的“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法”、“分類職任公務人員任用法”、“后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1969年頒布的“聘用人員聘用條件”，“派用人員派用條例”、“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予條例”等等。這些法令及條規對臺灣行政機構人事制度的規范化、法制化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1969年8月，孫科應韓國邀請參加韓國國慶紀念，在韓國訪問了十余天，并被韓國中央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同年12月末，奉派參加菲律賓馬科斯總統就職典禮。這是孫科返臺后，以臺灣官方身份出訪的僅有的兩次。1970年4月，孫科應當年就讀的母校——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邀請，前往舊金山參加母校建校102周年紀念活動，并被校方選為外籍優秀畢業生代表，接受了加州大學頒授的哈斯國際獎。隨后，孫科重游美國舊地，對嬉皮士運動蔓延青年間深感不安和不解，他以所見美國嘻皮青年的某些反叛行為表象，認定這場運動具有“復古”的形態。

　　1970年孫科已年屆80歲，這是他返臺定居再任公職的第五年。10月17日是孫科與其夫人孫淑英八秩雙壽日，王云五等發起籌備孫哲生博士學術基金以為祝壽，蔣介石夫婦等臺灣政要2000余人親往孫科住所致賀，賓客絡繹于道。臺灣60多個團體并為孫科發起祝壽晚會，假中山堂“光復廳”舉行，場面之熱鬧，為孫科晚年生活中最富色彩的一幕。進入70年代后，孫科繼續參加各種會議，發表演講，配合蔣氏父子在臺灣推行的各項政策。1971年10月28日，孫科主持國民黨第十屆中央評議委員會臨時會議，就臺灣國民黨政權被驅逐出聯合國一事作出兩項決定。孫科在開幕詞中強調“莊敬自強，處變不驚”，表示要堅定“殷憂啟圣”、“多難興邦”的決心，與蔣介石保持完全一致。

　　1973年2月5日，孫科邀臺灣國民黨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到其住宅，將一大包文件鄭重轉交黃。孫科對黃季陸解釋，這包文件是不久前從香港帶來的孫中山生前給他的家書、手令等真跡。孫科說，他要有一個交待，請黃代為整理，并全部送交國史館保存，以了其多年的一樁心愿。這包文件共有五類：

　　孫中山手令遺墨25件，孫中山致外國友人英文信6件，中山先生手繪民生主義圖說一件，中山先生致孫科家書4封，孫科與各方函電一束。

　　1973年3月，孫科最后一次參加公開活動，是日為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及臺灣植樹節，孫科親到臺北中山公園，手植一株連翹樹，此后即閉門靜養。8月23日，孫科因胃部不適前往臺北榮民總院治療，住院一天后返家。8月26日清晨，突感胸痛，呼吸困難，再入住榮民總院，經醫生診斷為急性心肌梗塞并發心臟衰竭，至9月13日，病逝于臺北榮民總院，享年83歲。

　　孫科逝世時，蔣經國等政要也在場，蔣經國等并親自參加孫科遺體移靈活動。次日，蔣介石特頒治喪令，稱孫科為“革命元勛，器量恢宏，才識遠大，力行三民主義，學術造詣淵深”。蔣介石夫婦并合送黃色菊花所綴成十字架一座以致挽，蔣并特派嚴家淦、蔣經國等主持治喪。

　　1973年9月29日，臺灣當局為孫科舉行了隆重的主祭大會，除蔣介石夫婦未到場外，臺灣全部政要自嚴家淦、蔣經國以下數千人參加了治喪典禮。一年后，1974年6月1日，孫科靈柩從臺北殯儀館移至陽明山雙重溪墓園，入土為安，實現了孫科葉落歸根的夙愿。孫科作為一個曾經顯赫一時，活躍于中國現代歷史數十年的重要政治人物，從此結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來源：《海內與海外》月刊2005年第3期 文/劉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