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顧秀蓮向記者透露：《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訂已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2005年立法計劃，并且在修改時將特別加入“禁止對婦女性騷擾，并提出要單位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場所性騷擾”的條款。不過，性騷擾的定義，如何處罰性騷擾這次法律修改中并沒有做具體規定(《新京報》3月6日)。

　　由此可以預見，隨著相關立法活動中禁止性條款的明確提出與生效，性騷擾現象將會在社會生活與工作場所受到一定程度的警示，因而這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想說的是，性騷擾作為一種令婦女普遍反感的性挑逗言行，由于其本身就是一種侵犯婦女人格尊嚴的言行，因而其本身就與社會的普遍道德規范不符。

　　然而，筆者之所以說這次的禁止性騷擾條款只能是一種警示，是因為性騷擾言行大多存在于一些公共和工作場所，再加上性騷擾行為的隱蔽性，而這就給婦女在遭受侵犯后的投訴與舉證，在客觀上帶來了相當的難度。而具體到上述的禁止性騷擾的立法條款，雖然是有了禁止性條款，但由于其對性騷擾的定義與處罰還尚沒明確的規定，所以在日后的具體執行上，可能就會在性騷擾言行的認定上遇到難題，也就是說，什么樣的言行才是性騷擾，構成性騷擾的又該如何予以處罰，這些如果沒有明確的認定標準與執法操作規范，那在結果上就不僅會使婦女的相關權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且也會使相關法律的禁止條款落空，因而也根本談不上法律本身應該具有的強制性，所以在客觀效果上，很可能會使其本該有的規范性落空。

　　從立法的性質看，法律本身應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的行為規范，想這也是一個法律常識。但具體到上述的性騷擾立法，由于其在性騷擾定義和有關處罰條款上的缺乏，那在日后的具體執法活動中，勢必會使執法機關對相關言行難以認定，而在此情況下。

　　依照法無明文不為罪，法無明文不為錯的法律原則，肯定會使執法機關陷入二難的困境，而這個困境恰恰又是由上述的立法缺陷所造成，那如此的條款也就失去了法律意義上的特征，同時也會失去法律對社會行為的規范作用。而如此結果的出現，就不能不讓人覺得這是一種事實上的紙上談兵。

　　所以筆者認為，上述的性騷擾立法，如果沒有相關的性騷擾定義和處罰條款，將肯定會使以后的具體執法活動陷入一種尷尬境地，而這種尷尬倘一旦出現，就不僅會使婦女相關權益受到損害，同時對法律本身權威也是一種傷害。要警惕！

　　(稿源：紅網；作者：周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