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下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作工作報告時提出，政協要進一步履行職能，提高參政議政的實效，使政治協商真正成為黨和政府廣集民智、實行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一環。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組織的一次專題調研，正是參政建言見實效的最好范例。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這次調研始于2003年10月，以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為主題。調研結果直接推動了被業界稱為“非公經濟36條”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的出臺。

　　全國政協委員、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用“喜出望外”一詞道出民營企業家們的共同感受。尹明善謀劃進入汽車、石油行業和國防工業已久，而“非公經濟36條”的及時出臺，大大減少了民營企業可能遇到的市場準入障礙。

　　2003年1月22日上午，山西海鑫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海倉在辦公室遭槍擊身亡，引發網評如潮。作為李海倉的好友，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注意到，其中90%以上的評論居然都是負面的：“可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根本就不認識、也不了解李海倉這個人。讓我心里非常難過。”

　　在很多民營企業家看來，這類評論代表普遍存在的社會心態———受到幾千年的輕商傳統和體制頑疾的雙重制約，非公經濟在投資領域、融資渠道等諸多方面沒有得到公平對待。

　　2003年3月政協十屆一次會議期間，剛剛履新的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劉仲藜征求工作意見。包括劉永好在內的幾位副主任提出，應將促進非公經濟發展列為新一屆經濟委員會的調研重點。新主任從善如流，調研小組很快成立，此次調研被列為2004年全國政協十項重點調研之首。經濟學家厲以寧被任命為組長，劉永好和香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鄭家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邵奇惠出任副組長。當年，包括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相關官員在內的調研組20多名成員即分赴廣東、遼寧。調研組既組織企業家參加座談，又不時登門拜訪當地企業家。

　　隨著調研范圍不斷擴大和深入，制約非公經濟發展的因素一一呈現：中小民營企業普遍反映貸款難，融資渠道不暢，稅收制度有欠公平，政府職能轉變相對滯后，限制非公經濟發展的政策亟待清理，私有財產權法律保護不夠……

　　同為民企的劉永好對此亦有同感。1993年，剛剛當選政協委員的劉永好與40多位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建議國家成立一家主要由民營企業投資的商業銀行。1995年，民生銀行獲準成立。10年過去了，已擁有資產4500億元人民幣的民生銀行至今仍是國內惟一的全國性民營商業銀行。

　　一個多月后，回到北京的兩隊調研人馬經討論修訂，拿出一份17頁的報告：《關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報告提出解決非公經濟所有制歧視問題，放寬非公經濟市場準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拓寬融資渠道；改革完善稅制，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等建議。

　　劉永好清楚地記得，2004年2月13日，這份政策經濟委員會署名的連同厲以寧寫的一封言辭懇切的信，經由全國政協辦公廳報送至國務院辦公廳：“因為總理當天就批示了，用的是毛筆，寫了差不多半篇紙。總的意思是，貫徹十六大精神，促進非公經濟發展，應有一個通盤考慮，著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問題，形成一個政策性指導文件。”

　　之后，在歷時近一年的文件起草和修改過程中，國務院領導和相關部門5次召開專門會議聽取企業界的意見。會后，整理報送了《對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政策性文件(修改稿)》。

　　讓劉永好印象深刻的是決策者對民意的高度重視。他說：“2004年8月28日在浙江，溫家寶總理又分別召集兩批民營企業家座談，親自聽取意見。”一位與會的民營企業家回憶，座談會從19時開始，共有9位浙江民營企業家參加。原定3人發言，每人10分鐘。但總理讓所有企業家都談談，為此還推遲了事先安排的浙江省領導匯報時間。

　　溫總理又到成都聽取當地民營企業家的意見，劉永好是被接見的幾位民營企業家之一。“我講的時候，總理偶爾會插話，隨手做著記錄。總理問我對宏觀調控的看法，也談到了，這次宏觀調控并非針對民營企業。”劉永好回憶說。

　　在劉永好看來，決策者在如此大范圍內廣泛聽取民營企業家的意見，對民營企業家們的信心是一個絕大的鼓舞：“這份文件吸收了政協委員的建議，自始自終體現了民主協商和科學決策的精神。”

　　2005年2月24日，新華社全文播發“非公經濟36條”時，劉永好正在北京參加政協十屆三次會議常委會會議。目前反饋至全國政協的信息顯示，如何落實“非公經濟36條”、促進非公經濟加快發展，仍將是本屆政協委員們建言獻策的重點話題。(據中國青年報；程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