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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科院劉建昌博士撰文，2003年，上海的家庭負債比例達到155%，北京為122%，而同期美國的家庭負債率為115%，英國為140%。統計結果一公布，立刻引起各方質疑——

　　“負翁”自述一：別跟美國較勁

　　“我是普通小市民，負債率對我來說，只是個談資。”

　　李響身背房子和車子兩座大山，雖然工作了10年，但他收入的2/3都用來償還每個月的貸款了，幾乎沒有什么積蓄。對于負債率的新聞，他很敏感，在仔細看過以后，李響說：“我的負債是用來解決自己的住房和出行問題，又不是用來投資，用來投資的負債才危險。”

　　李響并不擔心如果失業對自己的影響，他說雖然失業對他的供房、供車一定有影響，但是只要中國不動亂、不戰爭，他對自己的未來還是有信心的。僅僅是負債率和國外的比較不會產生多大負面效應。

　　李響說：“西方發達國家有完善的統計數據，先進的統計方法，但在國內情況就不同。”他認為，很多中國人的收入像謎一樣，不透明的收入占了很大一部分，他說，“如果連收入統計都不真實，負債比例又有什么可信度呢？這樣的數據和美國比，沒有什么太大的意義。”

　　他認為一旦負債率真的過高，國家會使用宏觀調控的手段進行調整。“國家只會讓人買不起房，但不會讓人養不起房，因為如果大部分人都養不起房了，都破產了，國家的經濟就出大問題了。”

　　李響告訴記者，他不特別熱衷討論家庭負債率的原因是，負債率過高的危害性還離他很遙遠。他說：“我是普通小市民，負債率對我來說，只是個談資。”

　　“負翁”自述二：“發展中國家，家庭負債率都高。”

　　戚剛先生正在出售自己的第二套房子，這套房子是在紫竹院附近的高級社區，面積將近200平方米，是剛剛交房的新房。戚先生說他并不是擔心養兩套房子會負債過高，“我買房子是為了給父母住，出售房子是因為父母更希望和我住在一起。”他說他無法忍受讓別人住自己的房子賺點租金，他認為出租房子資金回流太慢，而且數量太小。在戚剛賣房子的同時，他正在自己的住址附近為父母尋找房子。

　　戚剛以前的專業是經濟學，現在讀金融學。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負債率都高。“宏觀上說，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運行情況不同，我們不能總拿發達國家的基準比較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要追趕發達國家，就要有比較高的增長率。而比較高的增長率需要經濟的活躍，簡單說，就要一定的通脹。”戚剛反問記者，通道通貨膨緊縮就是個好事情嗎？微觀講，發展中國家的利潤率高，因此，高負債可以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家庭未來資產價值。

　　和李響一樣，戚剛也提出，中國有個問題，每個家庭的實際收入不透明，灰色收入太多。資產負債率計算不準確，所以用這個說明問題沒意義。但是即使是事實上負債率比較高，在發展中國家也都是比較正常的現象。作為金融專業人士，戚剛說，家庭負債率的研究有意義，畢竟也算實證研究，它是個逐漸準確的過程。當中國的收入納稅機制完善時，就很能說明問題。如果數據準確了，負債率不會那么高；再進一步說，即使是負債率高，也有發展中國家這個特殊條件在，不會產生太大波瀾。

　　戚剛表示，他并不擔心失業對現在房屋貸款的影響。“我的觀點是，中國進行的市場經濟，只要政府不行政干預，房產價格會上升，負債率高點也不怕，但不能太高。另外，個體失業和大面積失業不同。如果中國發生大面積失業，也會對全球其他國家產生很大的影響。中國是全球多強的需求引擎，中國失業率大增，全世界的經濟都會有問題。”

　　低收入群體承擔高負債率

　　美中金融協會副會長黃海峰博士表示，雖然手頭沒有統計數據，但是從他的研究和國內外的生活經歷來看，中國大城市中家庭的負債比例是偏高的。“中國家庭最主要的信貸消費是房屋。在西方比如德國，住房月供占月工資的比例不會超過三分之一；在美國，一個月收入假如是5000美元，住房月供1000美元已經很高了。但在中國，特別是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月收入3000元，每月要還5000元住房貸款的大有人在。”

　　投資銀行家、前匯豐投資銀行中國首席代表牛鐵航先生則提醒廣大中低收入家庭，和人們的直觀感受相反，實證分析表明，家庭負債率高的往往不是高收入群體，而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也就是說，“負翁”不是真正的“富翁”。

　　牛鐵航分析道，越是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越少，雖然他們消費支出的絕對值小，但是他們往往“入不敷出”，屬于“低SAVING(儲蓄)”一族；而那些富裕的家庭雖然支出多，但他們的財富總額大，收大于支，是“高SAVING”的。“銀行里80%的存款是屬于20%有錢人的。”牛鐵航說。而相反，家庭負債比例高的，往往是那些中低收入的家庭。

　　“負翁”解讀：誰鼓勵他們過度負債？

　　負債為什么有那么大的誘惑力？京滬等大中城市何以出現那么多“負翁”？投資銀行家牛鐵航從金融學理論上解答了這個問題。

　　他指出，無論企業經營還是家庭理財，負債經營都是正常現象同時也是發展的必要手段。牛鐵航介紹了金融學一個著名的“MM假設”。該假設一認為，一個企業的負債率和企業的價值是正相關的，也就是說，負債越高，企業價值越高。因為負債越高，企業的內部回收率就越高，家庭或個人也是一樣。

　　牛鐵航舉例說明，比如一個人拿出100塊錢做生意，年利潤率10%，也就是說他一年掙了10塊，他的內部回收率就是10:100=10%。但如果一個人只有1塊錢，借了99塊錢做生意，年利潤率也是10%，還了銀行貸款，他一年大概能掙4塊錢，他的內部回收率就是4:1=4。借錢做生意的人收益率是不借錢的40倍。“所以，貸款對企業或家庭都是有利的，它也能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

　　但同時，牛鐵航指出，家庭的儲蓄和支出的關系，和企業的資產與負債關系一樣，必須控制在一個合適的比例。“MM假設”二認為，企業負債率和價值的相關性不是線性的，到了一定階段會出現拐點，如果企業負債率高于一定比例，償還出現困難，財務就會陷入危機。

　　美中金融協會副會長黃海峰博士則強調了中國家庭負債率高背后的社會因素。

　　首先是居民的超前消費心理增強。黃博士認為，“這一方面是好事，體現了居民對未來的信心；但另一方面，過度消費、投機行為會帶來很多風險。”

　　黃博士認為，中國人目前在住房方面的提前消費意識已經超過西方人。“我在國外生活了十幾年，我看到這方面西方人反而更保守。至少在柏林，有60% 的人都是生活在租來的公寓里面，而不是自己的別墅。”

　　其次是銀行政策的引導。銀行現在對個人信貸的資信、支付能力的審查并不嚴格，黃博士認為這是銀行追求業績的短視行為造成的，客觀上鼓勵了居民的信貸消費。

　　黃博士還指出，目前，中國大城市居民的個人信貸消費主要還是房地產，房地產商的不規范經營行為和巨額利潤，是迫使居民必須負債消費房地產的主要原因。

　　最后，黃博士認為，家庭負債率高，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社會法制的不健全。“對銀行和房地產商的不規范行為缺乏有效的監管，對個人欠債不還的行為也沒有完全依法處理，這些因素都會鼓勵居民的過度負債”。

　　專家支招：銀行采取彈性貸款

　　如何解決家庭負債率過高可能帶來的風險？李東民認為，國家應該承擔一部分風險。一方面，國家可以通過完善社會保障的途徑，解除家庭的一些后顧之憂；另一方面，國家應該進一步加強對房地產商和銀行的監管，擠壓出一些房產的泡沫，同時進一步開放和規范房地產二手市場，降低過高的房價水平，減輕居民的貸款負擔。

　　李東民和牛鐵航都提到了改善銀行借款方式的建議。黃博士認為，銀行可以采取西方國家彈性貸款的方式。比如對年輕人、低收入群體，或從事教育等行業的人士，實行低息或免息貸款，對富收入群體收取較高貸款利息，“像稅收一樣，利息也可以是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的杠桿。”

　　李東民也提出，我國商業銀行現行貸款政策比較死，可以借鑒國外更加靈活的方式。比如，將抵押的住房上市交易，“大房子還不起了，可以換成便宜一些的小房子。”

　　而作為家庭而言，專家們強調，基本的風險意識還是必要的。黃海峰指出，一個家庭的理財應該也是“兩條腿走路的”，一方面努力工作，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適度參與投資，“但必須量力而行，如果投資超過了正常比例，就是投機了”。

　　黃海峰和李東民都強調，在住房消費上，中國人已經超前了，日本、韓國甚至歐美國家，其實也有很多人是租房住的。“在漢城，租房住的年輕人能達到70%的比例。”李東民說，如果買房按揭壓力太大，中國人為什么不能選擇租房呢？很多人抱怨買房就像被“套牢”，那租房就是自我解套的理想方式，而且在流動頻繁的現代社會，租房也會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選擇。

　　(文/胥曉鶯 雷朗薇 摘自《青年時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