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9日電 日前，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科學學研究所武書連、呂嘉、郭石林的2005中國大學評價問世。根據其排名，清華大學以270.74分名列第一名，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分別獲得第二、第三名。進入前10名的其他大學依次是：復旦大學、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中山大學。對此，《光明日報·教育周刊》采訪了人民大學的顧海兵教授，請他就有關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教育周刊》：世界上的大學排名已有幾十年的歷史。近幾年，在我國由非政府機構組織的大學排名，引發了學界的一些爭議，您如何看待大學排名？

　　顧海兵：世界上搞大學排名的歷史不長，大體上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率先推出全美大學排名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志是在1983年；加拿大的《麥克林》雜志是1991年開始為加拿大46所大學排名的；英國的《泰晤士報》是在1986年開始大學排名的；德國《明鏡》周刊是1989年開始的；日本《鉆石周刊》是1993年開始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發達國家在大學發展的好幾百年中直到最近二十余年才開始進行大學排名？筆者估計可能是這樣幾個原因：

　　1.大學作為教育事業，屬于非經濟行業，其排名不像企業那樣容易。作為排名基礎的評價指標選擇就是一項難度極大、充滿爭議的問題，斷不可輕動、盲動。就企業而言，其市場規模與份額、其資產與利潤基本上可以反映企業的實力。相反，就大學而言，其教師或學生的規模與份額、其收入基本上或至少在一半程度上不能反映大學的實力，大學的產出是難以用貨幣指標、實物指標測定的。

　　2.大學排名必須以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穩定的制度為前提。從歷史看，發達國家的基本建成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最少的是100年，多的是300年以上。大體上從20世紀50 6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才算作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

　　3.必須有公認的公正排名機構。沒有公認的公正排名機構就不可能有公正的排名，沒有公正的排名就是否定了排名，就不如沒有排名，就會對社會產生傷害。從發達國家的情況看，他們從事大學排名的機構都是社會公認的公正排名機構。這些機構都有長期(不少于50年)的生存發展歷史，經過了社會的長期考驗，擁有排名的公信力，擁有排名的技術與能力。

　　相比之下，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只有短短的十幾年，我國的各種法律關系、產權關系遠沒有理順，市場經濟體制遠沒有成熟，大學與政府的關系、大學之間的關系遠沒有定型正常，大學仍有行政級別，大學之間的公正、公平競爭的環境遠沒有形成，公認的大學排名機構更不可能產生。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具備大學排名的基礎。

　　據筆者估計，目前國內沒有一家大學排名機構能夠獲得70多萬大學教師中80%以上專家學者或1500多所普通高校尤其是100余所重點高校中90%以上學校的肯定。甚至可以說，2010年之前都不具備大學排名的內外條件。2010年之后是否具備也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教育周刊》：從目前的大學排名來看，這些非政府機構組織都采用自己的一套評估標準�？梢赃@么認為，這些指標和調查，也只是從某方面反應了他們的評價取向。因此，同一所學校，在排行榜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

　　顧海兵：任何大學排名都存在重度缺陷，中國尤其如此。任何大學排名，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要它不是單指標排序，就必然需要對多指標進行加權綜合。而權數(權值)的確定就必然是主觀的。但是如果你要綜合，你就要首先確定具有不同意見的人具有不同的權威程度，而這種權威程度的確定又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即使你能夠確定這種權威程度，也不能說這個權威程度始終是真實的。如果涉及的要綜合的指標很多，則加權綜合以后的結果不能夠正確反映大學真正次序的風險進一步加大了。如果再考慮所用數據的準確性，則問題更加復雜。即使發達國家，雖然法制比較完善、制約監督比較有力，大學排名由公認的有公信力的機構在陽光下操作，有充分的財力投入，其所作出的大學排名在我們看來質量已相當高，但仍然受到相當的甚至是嚴厲的質疑。在2004年8月召開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劍橋大學校長理查德發言中第一句話就指出：大學排名是不科學的，世界上偉大的大學是不可以排名的；不同的大學之間有很大的區別，是不可比的。許多大學校長對此都有共鳴。他們認為，高校評估更多的是針對專業而不是學校整體。實際上，即使就學科排名其難度也不一定就低于學校排名。因為學科之間有交叉，學科有一級、二級、三級之分，這些子學科之間也是很難可比的。因此，可以說任何大學排名都存在重度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

　　結合中國的情況，比如，學科發展不成熟。行業分工不深，社會誠信欠缺，法制不夠完善，評價科學與技術發展歷史短，傳統上熱衷于封號排座次，排名機構的操作更容易受非科學因素影響，等等。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在中國搞大學排名，其重度缺陷將必然轉化為致命缺陷。比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志是雇傭專業公司實施專家評價，其問卷范圍常常在4000人左右，回收率在60%以上。相比之下，我國的調查問卷有效返回率相當低。如果再考慮這種調查是自己調查、自己處理數據，沒有分工制約，則其有效性就更低了。

　　此外，與發達國家的成熟教育體制相比，中國仍處于教育體制的轉軌之中，用于排名的任何年度客觀指標都不可能(充分)反映當年大學改革的長遠效果。特別是，有些改革在短期反而會影響大學的某些指標，此時年度排名更與真實不符。這是中國大學排名特有的致命缺陷。

　　《教育周刊》：您如何理解大學排名有侵權之嫌？

　　顧海兵：從合法性上看，目前的大學排名有侵權之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凡是涉及具體社會主體的，如具體企業、具體學校，則對其排名必須慎重，不經授權不可以公開。你有排名權，但你不一定有排名的公開發布權，可謂研究評價無禁區、排名公開有紀律。比如銀行為了減少貸款風險要對企業信譽進行打分定級甚至排名，但這種排名是內部的,不可向社會公開；又比如，在發達國家，為了尊重學生的權利，學校學生的考試成績都不允許在班級與學校公開。企業、學校作為獨立的民事主體有自己的名譽權、人格權，如果你未經許可就把企業、學校分成三六九等，則必然造成歧視結果，必然侵犯了企業、學校的權利。公開排名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是合法的、不侵權的：一是被排名機構同意公開排名，一是被排名機構的資料是合法的、客觀的。

　　所謂被排名機構同意公開排名，其標志是同意向排名者提供資料。比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其客觀資料是由各大學主動提供的，2003年全美有94%的大學提供了排名資料；其主觀評價資料則是雇傭專業公司這個第三方進行專家評價。相反，據本人估計，國內沒有一所大學主動向任何一家排名者提供資料，沒有一所大學公開同意排名者的排名與排名結果。

　　所謂被排名機構的資料是合法的、客觀的，是指排名者所用的資料或者是由大學自己提供的，或者是由政府機構提供的，同時必須是單指標資料的客觀排名，任何多指標資料的綜合排名，因為需要加權合成，涉及主觀評價，就必須要求排名者有社會公認的排名資格。從目前看，國內現有的所有排名機構沒有一家擁有社會公認的排名資格。比如就單指標而言，在對大學進行合理分類后，你可以進行學生人數最多的大學排名、教授人數最多的大學排名、經費最多的大學排名等等。

　　從科學性上看，國內現有的大學排名更是問題成堆。雖然國外的大學排名也有問題，但兩者之間問題的性質有質的區別。國內現有的大學排名在方法論上幾乎沒有得到一所大學的公開肯定，大多數教育評價專家都是持不肯定意見的，存在嚴重的偏科性與功利性。相反，國外大學排名的方法論在大的方面已基本一致，大多在小的局部方面有爭論，盡管也有堅決的否定者(少數或極少數)。

　　《教育周刊》：給大學排名是一件嚴肅而復雜的事情，它需要嚴謹的科學態度、合理的評估指標體系、科學的評估方法。不謹慎排行榜的出臺，就很難做到科學、客觀、公正，還往往會給公眾帶來一種誤導，給某些大學帶來不利影響。有學者提議，政府的介入十分必要。

　　顧海兵：政府有責任終止有害無利的中國大學排名。由于現有的中國大學排名是對中國大學整體的傷害，因此對其實施終止當然是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政府的自然責任。顯然，這種終止不是無限期的，也不意味著現在無所作為。政府需要承擔應有的責任。

　　比如，可以制定必要的大學評估行政法規，可以對刊登大學排行榜的報紙雜志進行資格認證或指定發布大學排行榜的報紙雜志(這類似于中國證監會指定可以發布股票發行消息的媒體，這并不違反市場經濟的規則。恰恰可以防止某些報刊與某些大學排名者之間可能存在的不正當關系)；徹底查處并禁止大學排名機構所采用的類似于藥品生產企業對自己產品療效所做的自我拔高式廣告宣傳與商業性宣傳，不能因為某些機構從事大學排名的時間較長就自然擁有大學排名的資格；斷不可把評價等同于公開排名，不能隨便從事大學排名不等于不可進行大學評價，任何人都可以應大學的請求而對大學進行內部評價與排名。

　　又比如，在步驟上可以先進行大學分類，可以先按一級學科最好先按二級學科進行排名，要由易到難，要由少到多(先選擇部分學科進行)，要循序漸進，要在排名指標體系中增加負向指標，如學術不良行為應該扣分，寧可慢些但要穩些，數據的簡單片面甚至有傾向性的堆砌決不是科學的排名�？傊�，大學排名的機構、大學排名的過程、大學排名的結果必須有公信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公信力的大學排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障礙。對此，政府是不應該失靈的。(汪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