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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十萬的工人缺口，使得東莞老板們第一次為招工焦躁，也使工人們第一次獲得討價還價的地位

　　本刊記者/孫展(發自廣東東莞)

　　32歲的賀義軍在7月28日剛剛從原來的工廠里辭工出來，到了7月30日，他在一天之內就找到了兩份工作。“我還要找找看。”賀說，他一邊掏出自己拿到的《用工通知》，一邊抱怨說這兩家工廠給出的薪水都不令人滿意。

　　賀義軍，四川人，初中文化。2002年，賀從家鄉來到東莞打工。雖然當時除了一身力氣，別無長技，但他現在已逐步鍛煉成了一名半熟練的車工。

　　位于“世界工廠”珠三角核心地帶的東莞，20多萬家工廠都在開足馬力為世界各地生產著從內衣到手機的各類產品，容納著像賀義軍這樣的外來打工仔約600萬之眾，每天還有大批來自江西、湖南、四川、河南、陜西等內陸省份的“打工仔”源源不斷地補充到這支隊伍中。似乎從沒有哪位老板為某一天會缺乏賀義軍這樣的勞動力而擔憂過。

　　但是，進入3月以后，老板們突然發現，“賀義軍們”突然變得緊缺了。

　　“工荒”

　　招工的告示幾乎貼滿了東莞市同沙工業園區每一家工廠的門口。不但如此，為了顯眼，不少廠家還特意制作了巨大的紅布橫幅懸掛在來往的道路兩側。

　　“從6月28日到現在，整整一個月了，還有50個工人沒招夠。”恒寶首飾公司人事部經理蔣紹志抱怨說。這個原本準備招聘200名普工的企業，至今只招到150人左右。

　　在珠三角企業從事人力資源工作多年的蔣，還在懷念90年代的好時光：“只要工廠里稍微透露出招人的意愿，廠里的員工就會呼朋喚友地帶過來大批老鄉，讓你挑也挑不完。”

　　缺工的信息似乎從東莞市下屬的每一個鎮區中傳出來。來自東坑鎮初坑工業區的一家塑料廠要招聘20名普通女工，招聘員在東莞市規模最大的人才市場上從早晨8點等到中午11點半，只等來了一個人。

　　在電子制造業密集的塘廈鎮，曾經因為這些廠家工作環境好，薪水略高于傳統制造業而吸引了不少打工者，如今也開始面臨“工荒”的威脅。“企業普遍缺工在300～500人左右。”東莞市智通人才大市場塘廈分部負責人估算，在整個塘廈鎮，缺工數量應在4～5萬名左右。

　　到目前，還沒有人能夠準確地估算出整個東莞的缺工數。東莞市政策研究部門的一份調研資料顯示，今年2月初，該市勞動部門曾做出調查，勞務工人的供需缺口為23萬人，但隨后勞動部門又表示，這種情況已得到了緩解，缺口為6～7萬人。

　　“6～7萬人只是冰山一角。”經過了實地調查之后，東莞市委政研室與勞動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否定了這個數字。剛從東莞調查歸來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劉開明博士則估計，東莞缺工可能達70～80萬人。

　　調查組舉例說，僅在毛紡織企業比較密集的大朗鎮，需要工人12萬，但只招到8萬人。

　　大朗只不過是東莞下屬的32鎮之一而已。在洪梅鎮的一家電器廠，甚至開出了“只要身體健康，均可進廠做工”的招聘條件，但應聘者寥寥，目前缺工2000人。

　　東莞市調查小組舉出的例子，還只是今年4月生產旺季剛剛開始時的情景，進入七八月，每家工廠都進入生產高峰，缺工現象只可能加劇。

　　辭工潮

　　那些正處于生產旺季的企業很快發現，“招人難”還只是這個夏季帶給企業的第一輪沖擊波。伴隨著“工荒”的持續，原本安分守己的工人們紛紛躁動起來，“辭工”成為他們對企業待遇不滿最常用的表達手段。

　　賀義軍過去一直在一家包裝廠工作，每月能掙600～700元，但每天要加班到晚上12點。“沒辦法，家里有個女娃娃要養活。”而他新找到的工作能比過去多掙100元左右。而賀過去工作的工廠，現在“人都快跑光了”。

　　相比于賀義軍，來自河南的姑娘李燕掙錢的欲望沒有那么迫切。20歲的她初中畢業后就閑在家中，后經老鄉介紹來到東莞一家陶瓷廠工作。工作了兩年后，李燕每個月扣除伙食和住宿費用后剩下的工資是600元左右。“這些錢只要自己夠花就行，家里基本不需要我寄錢。”沒有養家壓力的李燕打算著這個月領完工資就辭工，因為她覺得“在這家廠子太累了。”

　　李燕這個月的加班任務是110小時，每天從7:30上工，一直要干到晚上9點左右，每小時工價2.25元。李燕的老鄉已經幫她找好了附近鎮上的一家制鞋廠，“那家廠子比這家工資低一點點，但是每三天可以有一天不用加班。”

　　在東莞，像李燕這樣年齡在17～28歲的青年女工是最受歡迎的工源，根據當地勞動部門的調查，今年四五月份，在已備案使用外來勞動力的1.5萬家企業中，需求女工的數量是18萬人，占到總需求的68%。

　　在此次工荒中，她們也成為辭工最頻繁的人。相比于她們的父輩或是兄長那一代，李燕們進城后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解決溫飽，“她們更多的是把打工成為開眼界，找機會的手段。失去了生存的壓力，加之工荒帶來的更多的就業機會，她們的求職取向更傾向于工時短，環境好的企業，而不是靠加班來賺取更多的工資。”劉開明在東莞考察后分析說。

　　來自東莞市委調查組的調研報告似乎也證實了這樣的判斷，該市普工的平均流失率約為10%，遠遠高出5%的正常流動率。在大朗鎮，毛織和玩具兩個行業的流失率接近20%，有些企業甚至高達30%。

　　工人可以用腳投票了

　　“其實，最應該擔心工荒沖擊的是那些‘個性化’的廠子。”東莞市智通人才大市場塘廈分部批量安置項目經理楊奇說。他所說的“個性化”指的就是那些管理不正規，用工環境差，經常會利用各種名目克扣工人工資的企業。“工荒來的時候，這些工廠辭工的最多。”

　　根據東莞市勞動局的分析，出現目前“用工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企業用工環境差，致使企業招工難”正是其中之一，另外三個原因則是：各地經濟競相發展，分流了勞動力；增資擴產和產業結構提升，部分企業未能招到滿足新崗位需要的工人；企業用工需求不合理，強調招收青年女工，制約了企業招工。

　　而東莞官方的調查組也認為，造成目前企業“招工難”最直接的原因是“普遍的企業用工條件不好所致”。一份報告顯示，全國24個城市企業的新員工工資平均為每月660元，長三角6城市的新員工平均月工資比平均數高8.5%，深圳高5.4%，東莞卻低了16.8%。

　　不但薪資低，“不少企業對外來員工缺少基本的尊重，隨意打罵工人，扣押身份證，暫住證等現象時有發生。”另外，超時用工，拖欠工資的問題也顯得頗為嚴重。在調查中，調研部門發現，塘廈鎮一家塑膠電子廠1個月內員工的加班時間竟然高達208.5小時，遠遠超出《勞動法》要求每月加班最多36小時的規定。在該市勞動部門今年年初進行的勞動執法檢查中，盡管已經進行了提前部署，通知各企業自糾自查，在隨后檢查的133家各類企業中，存在拖欠工資情況的企業竟然還有101家，欠薪總額達到3039.12萬元。

　　在記者調查過程中，一個普遍的事實則是，幾乎所有的受訪工人都有過超時工作的經歷，而這也正是令她(他)們最厭惡的事情之一。這些平時看似弱小的群體正以自己的方式對這樣的環境說“不”，而工荒，則成為他們敢于向資方叫板的最有力的底牌。

　　資方能否釋放善意？

　　在恒寶首飾公司人事部經理蔣紹志看來，此次“工荒”使得工人們選擇企業時條件變得更為“捉摸不定”。

　　“原先工人找工作就是看工資高低，現在不但要問宿舍、食堂的環境，還要問工廠里有沒有娛樂設施，有的工人挑企業僅僅是為了適合自己的一些私人習慣。”蔣紹志談到，一位剛剛進場不久的工人向他辭工，理由竟然是新廠區離城區較遠，探視老鄉不太方便。

　　蔣紹志說，為了招滿工，他想出了不少辦法，不但派人把新廠區的環境拍照后與廣告一起到處張貼，甚至還對于那些能夠從家鄉帶人來做工的員工制定了獎勵政策——“招來一個工人獎勵30元”。為了留住新來的員工，廠方還專門添置了一套音像設備供員工娛樂。“現在形勢完全顛倒了，過去是企業挑工人，現在是工人挑企業。”蔣感嘆說。

　　“不管怎樣做，傳統制造行業肯定會面臨持續的沖擊。”臺資企業景大藝術陶瓷廠副總經理張建財對目前“工荒”也深表憂慮。來大陸投資已經6年的張建財覺得現在的工人相比于以前變得“好逸惡勞”。“從事傳統行業的工廠環境肯定比不上那些電子工廠，現在的工人寧愿賺錢少些也愿意到那些新工廠去。”

　　目前，這個本應該是800人規模的工廠一直處在補工狀態，并且絲毫看不出行將結束的勢頭。張建財預測說，這種工荒現象不會在短期內結束。他說廠方已經著手準備從改善機器設備入手，以盡量減少用工量來應對今后的局勢。

　　而政府部門則擔心對經濟和投資環境的更大波及。該市的調查小組提醒說，“‘招工難’已經從影響企業生產的微觀層面向影響投資環境的宏觀層面縱深發展。”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將會直接導致“企業外遷、影響投資環境、降低城市競爭力”等等嚴重后果。

　　一些專家希望，當前的工荒能夠成為資方主動提高多年未漲的工薪待遇，改善惡劣工作條件和工作環境的契機。在過去，低工資和低成本一直是各地吸引投資者的主要條件，而現在，足以吸引工人反而可能成為地方投資環境的重要正面因素。這也將給政府帶來壓力。

　　除了改善企業用工環境，是否要給工人加薪也成為業界關注的重點。東莞一位企業界人士向記者透露說，東莞已經開始醞釀最低薪酬標準的提高，原有450元的最低月薪有望向長三角地區看齊。

　　這則加薪消息最終并未得到政府部門的證實，面對是否會先于政府規定主動給工人加薪的問題，這位企業界人士也表示“還要等等看”。此間折射出的業界心態耐人尋味。

　　顯然，在前所未遇的“工荒”潮面前，無論是資方還是勞方，都開始以自己的方式進行著新一輪的調整。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