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余世存

　　文學是我們中國人的家學，它是我們的宗教，情操，人倫教養。它是我們最初的信念，我們最后的嘆息。

　　正因為如此，當今文學界的淪落令人對文學心生絕望乃至厭惡，它對當代中國人的傷害是極為深重的

　　中國文學有著足以自傲的偉大傳統。古典文學的豐富珍貴不用說了，就是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艱難時期，也有黃遵憲、魯迅、胡適、郭沫若、沈從文、老舍、穆旦等人榮耀并維護了文學之名。文學一直是中國人的生命情懷。即使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期，文學仍然擔當了它命名并敘述人性的使命，仍然擔當了表達一個時代經驗的使命，由北島和崔健們開創的當代藝術都是以文學的力量抵達社會又抵達人心的。

　　但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今天，文學已經成為一個問題。

　　文學從挑戰解構權力開始，到獻媚于市場，最后依附于資本、權力，最終以感性權力的名義重構了人民大眾的文學視野。這一淪落過程最先由文學外的知識界思想界揭示出來，早在王朔現象期間，知識界就擔憂過文學的犬儒化問題；《雍正王朝》等影視出現后，秦暉等人直言文學的背叛；到《英雄》、《手機》上場，一位很少關心窗外事的學者驚訝，“文學界的人原來這么落后！”

　　這種文學的假面最后由文學批評本身來撕破。朱大可、李建軍、蕭夏林等人是其中幾位難得的文學批評家，他們訴諸常識的批評在文學和文學批評全面滯后的情勢下顯得罕見的勇敢。

　　李建軍等人不留情面地批評池莉“媚俗”、王安憶“虛無個人主義”、莫言“殘酷”、賈平凹“仿古糟粕”、二月河“唯皇史觀”，成為近來文化界的一個熱點話題；朱大可說得絕決，“我跟文學的離婚無可挽回”；蕭夏林批評金庸、跟余秋雨打官司海內皆知，而他對文學界的全面揭露和批評幾乎得罪了所有文學界的人，“一個人的文學界戰爭”為他惹上了一身官司。

　　文學界的種種熱鬧，令人對文學心生絕望乃至厭惡。當代文學有如聞一多說的“死水”，只有臭魚爛蝦們在其中鼓噪，喧嘩，陶然自得。它對當代中國人的傷害是極為深重的。

　　因為文學是我們中國人的家學，它是我們的宗教，情操，人倫教養。從“日出而作”、“床前明月光”、“鋤禾日當午”開始，它是我們人生世界的起點，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詩便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靈臺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它是我們人生世界的邊界，是我們最初的信念，是我們最后的嘆息。

　　文學之于中國人的情感是難以言喻的，也因此，當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人的反應才會那么復雜。中國人對于文學有著太多的而也太單純的寄托。但當代文學，在改革、開放、體制、資本、技術、學問、知識、市場、全球化等不再安慰人時，在人們最需要文學時，卻背叛了人。

　　全面梳理文學的當代流變并非本文的任務，也非本文所能承擔。這里只是指明，當代文學的源起，以及它在今天的狀態。

　　文學是人學。北島和崔健們開創的時代藝術正是如此與人的精神合一的，它反抗體制、權力，尋找個體的權利及社會認同，它也確實激蕩過人心。但今天的文學已經不再屬于人的精神，它是作者的工具，更是作者的玩物，在資本和權力的保證下，充滿生機活力尋找向上突破之路的當代文學變得“溫柔敦厚”起來，完成了體制化。

　　體制文學的誘惑是空前的，它的感性權力也是空前的，因為它覆蓋了一切，遮蔽了一切。它借用行政的手段、司法的手段乃至文學性感或構陷的手段來打擊一切異端和不和諧音，它甚至能夠借用市場的或異常的手段來迅速屏蔽異端。它淡忘了人生社會，泯滅了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它甚至不知羞恥地自我獎勵，自我表彰，自我封賞。正是在文學的共謀里，人的存在狀態有如原子式個人，少有同情，無能溝通。

　　一位民間作家說，他在中國社會經歷的事實遠遠超乎當代文學的想象。文學的貧賤是入骨了。也因此，最終喚醒我們的同情心的，最終激起我們的良知正義情感的，是那些樸素的紀實文字。

　　愿與文學界的朋友共勉。-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