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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房，指一個公房擁有者購置的私房。在公房不能自由買賣的時候，人們不得不過上了“二房”生活。這是體制之弊，也是計劃經濟時代留給城市人的最后烙印。隨著公房上市政策的進一步完善，“二房”所衍生的生活形態將很快消失

　　本刊記者/李徑宇

　　鄭智化很早前唱道：“我身上背著重重的殼努力往上爬，卻永永遠遠跟不上飛漲的房價”。正如這歌里所唱，10多年來，公房成了許多中國城里人背上的殼。經濟條件差的，想把它變成現錢，自己搬郊區去住；富有的，把它視作該處理掉的累贅；而不窮不富又對物質生活蠢蠢欲動的人，也盤算著將它換購一套高尚住宅。

　　漸漸的，許多人開始奔突，開始逃離公房。他們買了新的房子，過上了“二房”生活，并渴望著有一天，公房可以自由交易，人們可以隨心所欲遷徙。

　　偷偷摸摸的“二房”生活

　　居者有其屋，一直是中國社會從古到今的一個樸素理想。但是，當公房的產權尚不明晰，名義上你只是它的租用者的時候，你可以住，卻無權出租，你只好與它保持曖昧關系。

　　李挺是典型的北京人。從小生活在機關大院。前院是父親單位的辦公樓，后院就是該單位家屬樓。以前兩個院子是相通的，上世紀90年代初，兩院中間隔了堵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不習慣繞道而行，都罵領導多此一舉。后來，大家看著家屬院里一天比一天多起來的陌生面孔后，終于明白了領導的良苦用心。

　　家屬院里，許多人家悄無聲息地搬走了。他們走后，房子多半由其親戚照管。房東們經常會領一陌生人告訴門房大爺，“這是我的親外甥什么的，您多關照。”門房老大爺有一天告訴李挺，這個家屬院以后可沒法管了，將近1/3的人是房東親戚。

　　李挺知道，那些所謂親戚，實際上是租房者。

　　住在機關大院的人們，心照不宣地把自家的公房租了出去。怕單位為難自己，所以都撒了謊,這成為中國城市里一度盛行的公開秘密。所以，那個時候，公房出租處于一種半地下狀態。

　　作為中國的首善之區，北京是公房最多的城市，央產房和市產房一共有200萬套之多，所以，北京擁有“第二房”的人也最多。10多年來，他們過的是一種尷尬生活，他們內心里一直認為自己只有一套半房子——公房對他們而言只有一半的支配權。直到今天，中國的公房問題還在影響著這部分人，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

　　正是由于“二房”的出現，中國房地產萌發了市場化的苗頭。

　　“二房”擁有者的四次搬家

　　北京華潤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銷售副總監田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小的時候，看見有同學家搬進了新房，就非常嫉妒。事實上，最初擁有第二房的人，就是在自己的謊言和別人的艷羨中過上新的生活。

　　田健介紹說，建國以來，中國城市進行了四次居住革命。第一次就是公房分配。剛建國時，城市里有很多私有房，基本都是平房，國家將這部分房子征為公有，然后分給單位職工。

　　后來，由政府主導下的市政建設開始，樓房出現，而最早得以從平房搬進樓房的是部分政府官員。由此，公房大都從平房變成樓房。這一時期，如果父母不在“公家”或其所在單位沒實力的人，就只能眼睜睜地望樓興嘆。在一定意義上，公房分配的不公導致了城市人的結構分層。

　　后來，一些實力稍弱的單位開始組織職工進行集資建房。無序的工地建設在中國的許多城市遍地開花，房地產以計劃經濟的形式畸形發展。這一時期，城市里出現了大規模拆遷運動，許多平房被夷為平地。

　　直到上世紀90年代，真正的商品房出現了。原來政府統一規劃的公房，在商品房面前相形見絀，弊端百出。在北京，比較早的兩個大型商品房開發區是方莊小區和亞運村。這兩個地方，吸引了剛剛從市場經濟中獲利的那部分人——他們當年并沒有分到公房的權利。同時，一些單位在這里集體購房。就從這時起，有人開始在公房之外悄悄購置了第二房。

　　第二房的大規模出現，是政府在1999年取消福利分房后開始的。這一時期，城市房屋多種形態并存。拆遷的居民不斷換房，有的住進了經濟適用房，有的買了商品房，也有的加入了單位的集體購房。1999年后，購房者有一句口號叫“逃離方莊”，因為此時方莊等最早開發的商品房已顯得布局和戶型都相對落后了，人們欲開始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次置業，此時，公房無法公開買賣，只有節衣縮食去買第二房。

　　事實上，有相當一部分人，已經有N套房子。有人是從單位分了多套公房，也有人是有錢后買了幾套商品房。對他們而言，公房都屬于第一套房，私房都是第二套房。

　　第一套房，是身份的標簽，第二套房則是財富的象征。

　　第二房以及第N房的向往

　　SOHO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聯席總裁潘石屹，關注公房命運已經很多年。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管當初公房的分配體制如何不公，都是屬于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今天，我們要做的是快刀斬亂麻，盡快給它劃一個句號。

　　在潘石屹的記憶里，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城市出現過很多的“換房者”。那時候，一些人已經從機關走向市場，單位地點變了，而且可能三年兩載就變一次，原來的公房離新單位遠了，此時，公房沒法賣，所以只好和別人置換房子。換房者從東城換到西城，就是圖個上班方便。

　　潘石屹說，這好比用你家一頭羊，換回我家一頭牛，是社會交易的最初始形式，這種實物交易，并沒有給社會造成財富。

　　好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市場經濟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對居住條件有了更高的追求，于是他們購置第二房。按田健的觀點是，第二房的出現，其實并不是人們有多富裕，而是人們的消費觀念變了，就算剛有點小錢，也敢于提前消費。

　　田健認為，影響公房交易的關鍵原因，不全是市場規范與否，同樣取決于業主的消費觀念。在這方面，上海人顯然要比北京人超前許多。比如，上海人有套買價25萬的房子，如果能賣25.5萬的話，他就會賣掉再買新的。但北京人現在還不認同。相對應的一個數據是，去年，北京銷售房子2000萬平方米，其中，二手房交易才占5%，但上海二手房交易要占到總交易量的一半。而在國外，二手房要比一手房交易量大。

　　中國的房地產是從1999年才真正進入市場化的。到現在，盡管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公房可以買賣了，但相關的計劃經濟壁壘依然妨礙著它。不過潘石屹認為，公房時代將很快結束，因為“整個中國都在市場化，大政策具備了，剩下的只是配套市場。”

　　“對你來說，一個房子沒用了，就是垃圾，或者說是雞肋，可對需要房子的人來說，就可能是寶貝。”潘石屹希望，房子可以和所有的商品一樣自由流通，大家可以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