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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囚門”提出這樣一個關鍵問題：這群所謂的“文明人”為什么會以如此野蠻的手法來對待他們眼中的“野蠻人”？在美國的思想界中，通過尋找“虐囚門”的哲學依據，我們不難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

　　在這里需要先解釋一下以文明和野蠻的兩分法對美國大兵與伊拉克戰俘的虐待與被虐待關系進行哲學化描述的理由。亨廷頓曾講：“只有當我們(指作為整體的西方)知道我們反對誰的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不是誰；只有當我們知道我們不是誰的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是誰”。英國學者馬克·索爾特(Mark B.Salter)在《國際關系中的野蠻與文明》一書中對此分析認為，亨廷頓是以“西方與其他”的兩分法來看待這個世界，“他用野蠻成見定勢來描述‘其他’文明，認為其他文明是非理性，原教旨主義和傾向于暴力的”，如果按照對西方威脅程度排列，伊斯蘭文明居“‘其他’文明”之首。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對后冷戰的西方思想界影響廣泛，尤其在“9·11”事件發生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國思想界逐漸放棄源于上世紀90年代初福山“歷史終結”式的樂觀情緒，“民主國家應如何對付那些敵視西方價值觀的人”成為最有價值的話題。

　　為什么美國大兵的手段如此野蠻？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對這個問題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釋，但李·哈里斯(Lee Harris)的理論可以彌補這一點，他將文明沖突論向前推進了一步。

　　《文明及其敵人：歷史的下一進程》一書的作者李·哈里斯被許多人稱為“9·11的哲學家”，為了回答“后‘9·11’時代美國如何打一場文明戰爭”的問題，他在該書中界定了下一代的沖突形式：文明世界和國際恐怖分子之間的戰爭。他認為，在這場新的戰爭中，恐怖分子完全不用西方的范疇進行思考，也拒絕遵守任何一種西方國家的準則，這是數百年以來從沒有發生過的，因此，西方應該順應時勢，接受新的思想觀念，應擯棄那種所謂寬容才是民主國家最大的美德、只要退讓就能使敵人接受其價值觀的神話，而回到故往的以實力為基礎的強硬手段，對敵人以牙還牙，毫不留情地給予打擊。哈里斯警告西方國家的公眾，尤其是那些持自由主義信念的左派知識分子，不要一廂情愿地將本·拉丹的“基地”組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看成是正常的政治組織和政權而對之彬彬有禮，哈里斯反問他的讀者：恐怖主義敵人對我們的仇恨完全是沒有來由的，對這種仇恨能用理性的方法解決嗎？

　　據美國《華盛頓觀察》雜志介紹，哈里斯的思想是“9·11”后相當一部分美國人情緒的反映。李·哈里斯曾就這些觀點發表系列文章，據說曾引起美國輿論的極大共鳴。當阿布格里卜監獄美國軍人虐俘的慘境給我們感官留下的深刻印象尚未從記憶中消退的時候，一旦想起哈里斯那句“恐怖主義敵人對我們的仇恨完全是沒有來由的，對這種仇恨能用理性的方法解決嗎？”，不禁讓人有一種脊背發涼的感覺。

　　為什么虐俘手段的性意味如此濃厚？

　　《阿拉伯精神》是一本探討阿拉伯文化的著作，作者拉斐爾·巴泰(Raphael Patai)是一位匈牙利裔美國文化人類學家。該書話題可謂無所不包，小到撫養子女，大到面對西方化，涉及阿拉伯文化的方方面面。僅就阿拉伯人與性的關系，書中專門開辟一章。他在該章節中寫到，“男女保持距離，婦女的面紗……和其他所有細微的約束男女接觸的規則，使得性在阿拉伯世界占據著一種首要的精神位置”，他指出，在阿拉伯世界，性是從不允許公開表達的，它們是很私秘的事情。

　　該書被美國人公認為了解阿拉伯文化的經典著作，自上個世紀70年代首次出版以來，80年代、90年代、本世紀初不斷再版。說這本書影響了美國幾代人也許并不為過，許多美國人在網上評論這本書時都會提到“第一次接觸它是我在大學時”、“20年前我讀過它”……最近這部書作為“新保守主義的圣經”被美國公共媒介再次提及。

　　《紐約客》雜志記者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因多篇“虐囚門”獨家報道最近再次聲名大噪——指出，“阿拉伯人對性羞辱特別敏感”這一點，“華盛頓的保守主義者”早在伊戰開始之前就已經意識到并打算利用，而《阿拉伯精神》一書被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看作是了解阿拉伯人的“圣經”，該書提示給他們的重要一點就是“害羞是阿拉伯人的最大弱點”。

　　有趣的是，對于美國新保守主義精英深入發掘此書洞察力的行為，普通讀者并不以為然，一位自稱在阿拉伯國家生活多年的美國網民表示，書中所描述的阿拉伯世界與他實際看到的相差甚遠，這是因為保陶伊總是以某一個阿拉伯國家的現象來概括整個阿拉伯世界，“真難以置信美國政府會用這本書作為對付阿拉伯人的指南”。假想這位老兄要是知道中國“盲人摸象”的故事，可能就不會那么困惑了吧！對于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精英來講，重要的不是對方的實際情況是什么樣的(那是留給學者們探討的問題)，而是哪些可以用來有效地對付“敵人”。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