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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周刊》文章：紅色記憶背后的風雨人生

2004年09月27日 15:59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木河一部《紅色娘子軍》，勾連起一段激揚青春、十年慘淡人生與幾許時不待我的無奈慨嘆。其間的命運沉浮似乎應驗了意大利電影大師貝爾托魯奇那句著名的論斷：“個人是歷史的人質” 1964年，當 33歲的李承祥帶領中央芭蕾舞團的一眾年輕人開始創作《紅色娘子軍》時，他們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這部劇將會在中國歷史上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他和留蘇學成歸來的編導蔣祖慧、王錫賢只是響應周恩來的號召，嘗試邁出芭蕾舞民族化的第一步。從如夢似幻的歐洲古典《天鵝湖》到中國農村殘酷的階級斗爭與武裝革命，完全是天差地別兩個世界。到了實排中，問題一個個地出現。演員們發現從過去訓練一直堅持的半踮腳尖地走路，轉變為平腳走路，腳后跟都適應不了；編導們則苦惱于傳統手法的失效：原本表現男女之間愛意的雙人舞動作用來表現瓊花和南霸天之間的沖突，結果自然啼笑皆非。關鍵是早已習慣了高傲地昂著頭、扮演優雅貴族的女演員們，突然要變成苦大仇深的粗丫頭，怎么也找不到感覺：握個拳頭勁使不出來，腳跺不下去，眼睛瞪起來缺乏神采。雖然他們也聽勞動人民受壓迫的報告培養情緒，每天對著鏡子練習怎樣使眼睛瞪得更有神，終究仍是芭蕾舞的柔性大于軍人的威嚴，也難怪軍區領導看完初排后給出了“太像娘子，不像軍”的評判。于是，整個芭蕾舞團拉到山西大同軍營，進入部隊接受了近一個月嚴格的軍事訓練。硬是把溫婉柔和的舞蹈演員改造成了英姿颯爽的準女兵。那樣一段全團上下全力以赴投入排練一出戲的日子，已成為不可復現的激情歲月。現任中央芭蕾舞團團長趙汝蘅回憶起來語氣中仍帶著幾分懷念：“那時候特別興奮，排練的內容總是很新鮮，每天都處于高度亢奮狀態中。”然而，亢奮的激情并沒有持續太久，《紅色娘子軍》創作者和演員們的夢想很快就被殘酷的現實粉碎。 他們的命運因此改變 當時《紅色娘子軍》被樹立為“樣板戲”，它的地位達到登峰造極的頂點；而同樣四人幫的介入也給中央芭蕾舞團帶來了幾乎致命的打擊。編導蔣祖慧1970年被打成“手上抓著帽子的反革命”，意即沒有最后定性的現行反革命，但隨時可以扣上這頂“帽子”。“我當過菜農，果農，一年什么時候該種什么菜從此了解得清清楚楚。在稻田割麥子，我割得很快，大概因為學舞蹈的人協調感比較好。”在那樣苦悶的歲月里她只能自我安慰“這也是一種閱歷，一種收獲”。幾乎沒人能躲過那場浩劫，能留在舞團繼續排練演出已算幸運。李承祥作為舞團領導最初也被關進了牛棚，一個月后有人貼大字報替他平反才恢復了工作，但也僅限于演南霸天。白淑湘是第一任吳瓊花扮演者，因為父親是國民黨軍人而屢受牽連，她只演了幾個月就被禁止演出。文革爆發后，她是首當其沖的受害者，被判定為反革命后連練功的權利也剝奪了，白天分派打掃衛生、干各種粗活累活，晚上就被揪出來一次次接受批斗。1969年，她被送到干校勞動。當時擔任瓊花B角的趙汝蘅則時不時要接受考驗，經常被派去農村勞動、演出。在政治風云的漩渦中，個人無法掌握命運。同樣圍繞《紅色娘子軍》，薛菁華的命運以另一種方式被改變。白淑湘離開之后，薛菁華幾乎是在懵懵懂懂中被推到了吳瓊花這個角色上。當時年僅18歲的她剛剛被分配到芭蕾舞團，在《紅色娘子軍》中起初只是擔任一段黎族舞的領舞，調整角色時被提升為連長一角。對于尚缺乏經驗的她來說，能扮演這個角色已經感到受寵若驚。沒想到不久之后，她由于表現十分搶眼被點名擔任吳瓊花。盡管她覺得自己力所不及而再三推卻，這副重任還是落在了她的肩上。隨著樣板戲的普及，薛菁華成了婦孺皆知的明星。1971年，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由謝鐵驪導演拍成電影。薛菁華飾演的吳瓊花被用膠片永遠保存下來，在那個文藝生活極端貧乏的年代，她倒踢紫金冠的英姿就是最美麗的影像，在那一代少男少女的成長記憶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紅色娘子軍》，中央芭蕾舞團在文革期間還能維持運轉，但文革十年只能跳《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兩出戲，除了給外賓演出，芭蕾舞團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送戲下鄉、普及芭蕾。每次去農村演出連盆、桶、鋪蓋包括碗筷都要帶上，有時候晚上睡在舞臺后面。很多鄉村沒有舞臺就直接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或者洋灰地上跳。趙汝蘅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延慶的演出，大冬天每天背著行李徒步走，走到一處就搭臺演出，50天演了49場。從歐洲豪華劇院到中國農村露天平地，芭蕾舞演到此徹底背棄了它的貴族血統。也只有在那個特殊年代，作為精英藝術的芭蕾被普及為群眾藝術。各行各業都跳起芭蕾，各地文工團派人到北京向中央芭蕾舞團取經學習，李承祥、趙汝蘅、宋琛琛都記不清楚他們教過多少人跳《紅色娘子軍》。多年之后，他們到外地時不時就會遇到當年的學生。 個人記錄的歷史 在《紅色娘子軍》最轟轟烈烈、火遍全國的年代，它的相當一部分創作者和演員卻被迫遠離舞臺。而《紅色娘子軍》淪為人們拒絕觸碰的禁忌時，那批藝術家卻得以重返舞臺。這時，早已物是人非，流逝的青春無法挽回。 1974年白淑湘在周恩來的力保下回到舞臺，這一年她已經34歲，由于長期沒有練功體重已達135斤。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站到舞臺上，她以地獄式的減肥法在一個月內減去了近30斤。但她的反革命身份仍然限制著她的演出，直到1978年獲得平反方真正得到完全施展才華的機會，可此時一個芭蕾舞演員的黃金年代早已結束。蔣祖慧從干校出來后先被分配到文學藝術研究所做資料整理的工作，也就是看報、剪報、領墨水。呆了一年多終于回歸芭蕾舞團，雄心勃勃地和老搭檔王錫賢一起編導了《巴黎公社》，但仍因政治原因這部戲不了了之。后來她堅持編導中國原創芭蕾舞劇，推出了《祝福》等劇，卻始終未能達到《紅色娘子軍》的影響力。趙汝蘅因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造成的虛弱身體終于被農村惡劣的條件而拖垮，1972年就告別舞臺過早結束了自己的藝術生命。而薛菁華在臥病5年痊愈之后正準備返回舞臺時，又因文革期間跳《紅色娘子軍》受牽連遭到沒完沒了的政治審查，之后才逐漸恢復演出。一部《紅色娘子軍》，勾連起一段激揚青春、十年慘淡人生與幾許時不待我的無奈慨嘆。其間的命運沉浮似乎應驗了意大利電影大師貝爾托魯奇那句著名的論斷：“個人是歷史的人質。” 10月8日，這部承載了一代人特殊激情和記憶的芭蕾舞劇將再現保利劇院。作為中央芭蕾舞團的“看家戲”，第五代主演孟寧寧說，“我要塑造一個全新的瓊花”。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98期）

【【編輯:王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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