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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木河

　　2004年10月8日，以紀念40周年之名，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再登舞臺。盛衰榮辱，大起大落，毀譽褒貶，各達其極。《紅色娘子軍》風雨四十載，成就一個真實的神話。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作為一個特定時代政治話語的文藝表達，在當時中央最高層領導的關注下誕生，并成長為中國芭蕾舞的經典。從誕生之初便承載了沉重的意識形態(tài)負荷，到淪陷在歷史風暴的中心；在消逝十余年后，這部當年中國人最熟悉的紅色文藝作品重現(xiàn)舞臺，今日人們再看《紅色娘子軍》，早已超越對它藝術價值的懷念，而是作為一代人的集體文化記憶，被觀者重復品味。

　　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

　　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剛剛熬過三年自然災害，文化緩慢復蘇。1963年，周恩來總理觀看完芭蕾舞劇《巴黎圣母院》之后提出由中央芭蕾舞團自己創(chuàng)作一部革命舞劇，他建議可以從“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外國題材入手。《紅色娘子軍》伴隨著這一年底音樂舞蹈座談會上發(fā)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號召應運而生，成為中國第一代芭蕾舞藝術家的第一次大膽嘗試。

　　一群深受壓迫摧殘的婦女，在共產黨的組織下，揭竿而起，成立隊伍，一年之內參加八次大型戰(zhàn)斗連連獲勝，最終在國民黨正規(guī)軍圍剿中喋血海島，被迫解散。這是30年代海南島上一支女子特務隊的傳奇。而謝晉把它演繹成吳瓊花、洪常青們的故事搬上銀幕，鮮明的階級矛盾沖突與“女兒當自強”的浪漫理想準確地切中了當時時代政治文化的命脈，一時之間風靡大江南北。當李承祥、蔣祖慧等雄心勃勃地準備將這部電影改編成芭蕾舞劇時，大部分人將信將疑，歐洲藝術與中國風格、古典貴族藝術與人民革命題材會怎樣結合呢？

　　1964年9月底，《紅色娘子軍》經過半年的排練在天橋劇場首演，這臺徹頭徹尾的民族化芭蕾令周恩來十分驚喜，演出結束后，他上臺第一句話是：“我的思想比你們保守了。”

　　10月6日夜里，劇組接到來自中央的緊急電話，讓他們連夜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裝臺準備10月8日演出。直到大幕拉開，他們才知道這一次臺下的觀眾是毛澤東和十幾位中央高層領導。李承祥回憶起當初的情形：“毛主席上臺與演員們握手時，整個禮堂回蕩著‘毛主席萬歲!’的高聲歡呼。我扮演南霸天，不敢站到前面，也不敢痛痛快快地歡呼，只好暗地里鼓勵扮演洪常青的演員替我多喊幾聲。”就是在這次演出中，毛澤東留下了著名的三句話：“革命是成功的，藝術是好的，方向是對的。”由此給《紅色娘子軍》定了性。10月8日，也被確立為這臺芭蕾舞劇的生日。

　　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后，周恩來決定用這臺舞劇招待外國元首。起初外事辦表示反對，他們覺得《紅色娘子軍》不中不洋，風格古怪，擔心遭致非議。但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劇組首先為西哈努克表演，良好的反響打消了方方面面的疑慮。從此，《紅色娘子軍》便成為外交活動的重要內容。六七十年代，這些芭蕾舞演員也同時是中國外交史的見證人，他們的演出在那些特殊的歷史時刻充當著奇妙的“潤滑劑”。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的舞臺二十年不變地上演著同一出戲，幕起幕落間臺下走過的是一撥撥世界各國政要。

　　《紅色娘子軍》的芭蕾舞顯然比《紅燈記》的京劇更容易為外賓所接受，而顛覆芭蕾傳統(tǒng)風格的民族化改造又彰顯了“中國”特色，每每令外賓們備感新鮮。1972年尼克松訪華期間，周恩來非常重視，特地抽出時間視察排練情況，叮囑演員們務求發(fā)揮最佳水平。尼克松在回憶錄中稱贊《紅色娘子軍》“令人眼花繚亂的精湛表演藝術和技巧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他還評價這部戲是“一個兼有歌劇、小歌劇、音樂喜劇、古典芭蕾舞、現(xiàn)代舞劇和體操等因素的大雜燴”。

　　后來一批美國藝術家創(chuàng)作了一出名為《尼克松在中國》的歌劇，這段插曲也被他們排入戲中 眾美國演員模仿《紅色娘子軍》的造型和舞蹈，效果十分滑稽。

　　“娘子軍們”的紅色經歷

　　與生俱來的“紅色”烙印決定了這部芭蕾舞劇40載命運始終與政治風云變幻息息相關，甚至于被推到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最前線。早在1964年觀看了《紅色娘子軍》首場演出后，江青就對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65年開始，她陸續(xù)提出一些修改指示。

　　1967年5月，《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8部戲參加在北京的會演，幾大權威報紙竭力渲染加以“樣板戲”之名。在江青提出“八個樣板戲占領舞臺”的口號下，這些作品一夜之間被推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那樣一個歷史階段幾乎成為中國文藝的惟一內容，《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更創(chuàng)造了舉國上下學芭蕾的奇觀。

　　這期間，周恩來一直給予《紅色娘子軍》最多的關懷和支持。他知道舞蹈演員穿得單薄，經常出大汗，關節(jié)怕冷，就派人用人民大會堂裝修剩下的材料給舞團的宿舍鋪上木地板。由于經常陪同外賓觀看舞劇，他幾乎認識芭蕾舞團的每個人。現(xiàn)中芭團長趙汝蘅最早扮演紅蓮一角，后這個角色出于整體考慮被取消了，調整之后的首場演出結束時，周恩來一到臺上就詢問起“那個小姑娘去哪兒啦？”

　　平時他總不忘噓寒問暖，跟年輕人開開玩笑，“宋琛琛，怎么不叫宋‘深深’啊？”宋琛琛對周總理的隨和尤其印象深刻。白淑湘因為家庭出身的問題情緒低落，周恩來也細心地加以開導。

　　由于《紅色娘子軍》地位特殊，演員們亦經常有機會接觸到那些原本遙不可及的中央領導，甚至看到他們生活中的一面。

　　每周六、周日中央在北京飯店舉辦小規(guī)模舞會讓領導們放松休息，芭蕾舞團的一些演員被安排參加。宋琛琛還記得當時的興奮與緊張：“開始總是害羞地不敢跳，可看著別人跟總理跳舞又很羨慕，后來終于鼓起勇氣上前怯怯地邀請總理跟我跳舞。”她覺得周恩來舞跳得最好，無論節(jié)奏的掌握抑或體態(tài)、步伐均稍勝一籌。

　　掀開塵封的記憶

　　彼時的風光與輝煌終究只是過眼云煙，政治時局的變化再次扭轉了《紅色娘子軍》的命運。隨著四人幫的垮臺，樣板戲的地位一落千丈。四人幫的鼓吹似乎成了這些作品無法抹去的污點，令它們被打入禁區(qū)，仿佛只有這樣才能擺脫文革的夢魘。

　　文藝界也對《紅色娘子軍》作出反思，產生了不少異議。有人提出所謂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xiàn)實主義相結合的教條化創(chuàng)作方法破壞了藝術規(guī)律，完全令藝術淪為政治工具。那些握拳挺胸、怒目金剛式的動作脫胎自變異的政治氣氛下強化的政治表達，放在正常環(huán)境中顯然與觀眾欣賞習慣存在距離。作家白先勇后來更直言不諱地批評它“斬斷了芭蕾文化之根，把浪漫優(yōu)雅的舞蹈變成殺氣騰騰的場面是十分怪誕的產物。”

　　直到1992年，被塵封的《紅色娘子軍》獲得政府首肯后才恢復排練，時間已經沖淡了傷痛，人們開始心平氣和地重新審視曾經被扭曲的紅色激情。如今，“紅色”依舊，“激情”不再。它作為紅色經典供人回憶，卻不再被人膜拜。第一次重新演出時，音樂一響起，團里和臺下不少人都灑下熱淚。

　　《紅色娘子軍》猶如一處歷史的遺址，供一代人集體憑吊他們的似水年華與創(chuàng)傷過去。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