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在學術界和社會上有一種關于“海歸派”與“本土派”之說，也有人戲稱之為“海龜”與“土鱉”。前者指從海外特別指從西方國家學習并取得正式學位歸來(簡稱“海歸”，諧音“海龜”)的學者；后者指一直在國內接受教育或從事理論研究或實踐探索者，在本土“憋”出來(簡稱“土憋”，諧音“土鱉”)的學者。筆者本意是不贊同什么以“派”歸類之說的，我認為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辛勤奉獻者都是“中國派”，都是“中國的建設者”，何必曰“派”？但社會上既然已有了這個約定俗成的說法，不妨因俗借用，以便發表一點個人淺見來拋磚引玉。

　　自清代“西學東漸”以來，中國的“海歸派”已經歷七代，他們促進了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的融通，歸根到底促進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

　　回顧歷史，自“西學東漸”以來，中國的“海歸派”代有其人，迄今已經歷七代：第一代“海歸派”是19世紀70年代由清政府派遣留學美國的學成歸國者。第二代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清政府派遣留學日本的學成歸國者。第三代是啟動于清朝末、執行于辛亥革命勝利后留學美國的歸國者。第四代是民國初期留學法國的“勤工儉學”歸國者。第五代是20世紀20年代中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留學法國和蘇聯的學成歸國者。第六代是新中國成立前后派往蘇聯、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學習的歸國者。改革開放后中國今日之“海歸派”，已經是第七代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后，一方面，大量學子出國留學；另一方面，廣泛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外國學術思想包括經濟學在中國得到了普遍引進與傳播。例如，當代西方經濟學已經成為中國國內財經類專、本、碩、博學生的必修課程，而且深得學生歡迎。由于當代西方經濟學能夠貼切解釋和直接服務于市場經濟，其內容已經現代化和國際化，實際上已成為人類共同的知識體系和精神文化財富。許多在國內著名學府學成的學者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解與掌握，與從海外學成歸來的同行相比，并無十分顯著的差異。無論是手持“洋證”的“海歸派”，還是手持“土證”的“本土派”，均有著述頗豐、造詣甚深者。但由于年齡、個人閱歷、家庭社會背景、知識結構等諸方面的不同，“海歸派”與“本土派”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和主張時有不同。

　　從唯物史觀來看，中國一代又一代派出留學生的過程，是中國不斷地從封閉、半封閉走向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國一代又一代的“海歸”們，架起了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溝通和聯系的重要橋梁，筑成了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學術思想的快速通道。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海歸”們大大優化了中國的人力資本和人才市場結構，促進了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的融通，歸根到底促進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

　　如何把國外的理論和經驗成功地用于中國，“本土派”往往更勝一籌

　　歷史上一代一代“海歸”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都有卓越貢獻者，如詹天佑就是中國最早“海歸派”的優秀代表。有趣的是，對東西方思想文化關系的創造性思考，對如何把國外的理論和經驗成功地用于中國的創造性探索，卻往往出自“本土派”之手。

　　例如，第一代“海歸派”產生之前在中國就興起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首領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派”。早在第一代派出留學生和“海歸”之前，在中國就產生了西方和東方兩種文化、或者說西學與國學二者孰優孰劣的碰撞和爭論，“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等思想，都是地道的“本土派”們提出來的。

　　再例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了革命的急需，選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蘇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蘇聯革命經驗。歸國者中有些號稱“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走上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崗位，卻差點葬送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經歷嚴重的挫折和教訓，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指導思想。提出這一指導思想，并運用這一思想作引導使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代表，也是土生土長的“本土派”。

　　衡量一個人是否有真才實學，不是看他是“海歸派”還是“本土派”，而是看其解決中國問題是否成功

　　如果要真正對“海歸派”和“本土派”作一番比較和評價的話，則是一件較難的事情。大體上也只能這樣說，二者有兩個共同點：其一，無論哪個時代在本國學成者或從某個國家學成歸來者，大多總是以愛國之心報效祖國，同時也發展自我；其二，評價一個人是否具有真才實學，固然有文憑的國別、職稱、級別等衡量指標，但終歸要看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是否成功。

　　在新的世紀、新的時代，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關于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普適性與相對差異性，文明的“移植”與“內生”之間的爭論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個熱門話題。盡管中國有著浩瀚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遺產，但就經濟學而言，今天中國學者直接得益于悠久傳統文化留下來的系統性的遺產少之又少。其原因是缺乏經濟學思想，還是后人挖掘繼承工作做得不夠？這里姑且不論。不容否認的是，我們今天所用的經濟學理論從方法、概念，到邏輯體系，可以說“外來成分”居多。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當代西方經濟學，這都是不爭的事實。

　　誠然，我們不能對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妄自菲薄，但也絕對不可夜郎自大。華夏文明是一個開放的文明，在她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地從域外各種文明中汲取營養。在改革開放的時代，更是要不斷地吸收世界上新的思想理論成果，才能在新的世紀為中國的全面振興提供思想、理論和文化支持。

　　就經濟學而言，中國的“海歸派”們對引進當代西方經濟學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們面對的問題總是“中國造”、“中國特產”。就經濟學理論應用于中國而言，無論是“海歸派”還是“本土派”，大家服務的對象畢竟是自己的祖國，最終目的還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作為一門解釋性的經驗科學，作為指導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的重要理論的經濟科學，具有很強的應用性。中國的經濟學應該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分析支配、影響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和發展的經濟關系、運行機制、調控機制，探尋其中的規律。應該說這是當代中國經濟學、經濟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

　　(稿件來源：北京日報，作者鄒東濤，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總編輯；作者新著《中國經濟體制創新》，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