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溫州商人在異國的經商之道仍然是個謎。皮包或餐館，當年溫州人靠這兩樣本事砸開了巴黎的地盤，成為可以獨自揮舞上千萬、上億元個人資本的成功商人。但回頭看看，溫州人走的并非是一條牧歌式的遷徙之路，其中更有許多黑暗和孤獨里的抗爭。

　　-他們是中國內地最早的跨國商人，但似乎永遠做著成功的小生意，鮮有龐大的集團公司。

　　-他們靈活地把工廠搬回國內，又率先發現了國內房地產開發機會。他們的未來方向在哪里呢？

　　從巴黎市內地鐵線的東北角一站出來，走進一幢舊式樓房下面的大鐵門，就進到一個傳統的中國式車間，里面靠墻有一排縫紉機器，幾個年輕女孩在上面嫻熟地飛針走線。另外有幾張大桌子，其他人有的在綁包裝，有的在丈量皮包尺寸。

　　墻上有張白紙，用粗筆寫著：發明生產工具，發明有效益的生產模式。

　　跟1980年代初所有來這里淘金的溫州人所工作過的地方一樣，這個皮包廠的設置、大小都沒有變化。不同的是，幾年前，隨著大批溫州人將皮包、服裝制造廠從歐洲遷回中國，這種當年孕育了溫州人發財夢的“搖籃”，如今在巴黎幾乎找不到了。這間廠也多少有些時代標本的味道。

　　剛剛從國內回來的張女士是這家工廠的老板。她說這里的皮包生意很紅火，定單太多，所以留下這個廠承擔設計和一些緊急定單的處理。而自己設在浙江義烏的另一家皮包廠則包攬了大部分的生產任務。于張女士而言，內地是大工廠，而巴黎和歐洲國家成了大銷售市場。在這種態勢下，市場需求量不但沒減少，反而有繼續增加的勢頭。

　　除了自己的產品外，目前溫州60%的輕工業產品尤其是服裝，都由溫州華僑引到了歐洲市場上來。

　　張女士此行還有件高興事，就是她在溫州附近郊區投資的房地產項目已經全面動工了，她說收益應該在兩三年之內。

　　巴黎的亞洲新貴

　　誰也不知道，溫州這個小小的城市究竟埋藏了什么神奇的能量。

　　溫州人四處遷徙，把店鋪開到全世界各地的故事早為人知。在巴黎市區或羅馬火車站出口，你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鋪綿延數十里駐扎著清一色的溫州兵團。現代版成吉思汗傳說在他們腳底下神奇地展開：攻城略地，無往不勝。僅巴黎地區，溫州移民的數字就是15萬。

　　如今到歐美旅游，你不會說英語沒關系，能說溫州話說不定比英語還管用。

　　在位于塞納河邊的巴黎市政廳，從它側面一個明亮的路口拐進去，就到了“寺廟街”上。往里走，兩邊大小不一的中國櫥窗里，掛滿了顏色鮮艷的圍巾、絲綢，那些身材不高、出來進去整理貨品和招呼客人的溫州人，神態平靜、鄉音入耳，讓人很容易誤以為到了浙江某個小鎮的夜市上。

　　這條優雅而不事張揚的“寺廟街”，正是溫州人在巴黎最早的據點。現任華僑華人會主席林加者，就是第一個把圍巾店開上這條街的人。說起二十幾年前的“寺廟街”，有著中法混血血統的林加者笑笑說：那時還完全是猶太人的地盤，我們只能揀人家扔掉的布頭。然而，與一百年前初闖法國販賣石品的浙江青田人、販賣紙花的湖北天門人不同，1970年代初到來的這位林家第二代，卻幸運地看到了比以往任何赴法“謀生”的移民都有利的形勢：中法經貿關系的加強，浙江沿海一代新移民的增多。

　　于是林加者湊了錢，雇傭工人日夜不停地做工。自己則開起貨車，跑遍里昂、馬賽等所有城市，憑著在軍隊里摔打了一年的法語，推銷產品。同時期，零零散散的其他溫州店，也開始出現在這條街上。

　　有著商界老大身份的猶太人的地位開始動搖了，因為他們第一次面對做工不要命的溫州人。溫州人的苦干不唯什么主義和理論，練滴水穿石的功夫，這是任何商業字典里都找不到的路數。猶太人漸漸開始出賣店鋪給溫州人，后來溫州貨的暢銷勢不可擋，猶太人的店里居然也寫上了中文。而今天，這條街已經名正言順地歸溫州人管轄，猶太人選擇了退出。

　　從“寺廟街”繼續向東，穿過共和國廣場，來到地鐵美麗城一站。沿街鋪天蓋地的中國超市、餐館、服裝店、理發店招牌，看得人眼花繚亂。扎著圍裙、奔跑著忙碌的溫州人，甚至沒有抬頭跟你打個招呼的時間。當然，這條街的熱鬧還混雜著諸多不安定因素，它也是大批偷渡客、妓女、黑人、阿拉伯人的聚居地。但沒關系，這些要么伸手向政府討錢，要么生財另有其道之輩并不與溫州人相干。

　　占領區并沒結束，美麗城再往東，溫州人的店已經火爆延伸至巴黎郊區93省。特別是近幾年，這種神速擴展竟可制造一夜暴富的機會。3年前一家店鋪賣50萬法郎還沒人要，現在它的價格飆升到55萬歐元。有位戴先生于是把自己一間很大的倉庫隔成很多間店鋪出賣，幾乎一夜之間就發了地主財。

　　除此以外，環巴黎市郊一個大圓的范圍內，還分布著上千家溫州餐館。

　　上述正是目前巴黎的溫州店鋪圖略。可以看到，眼下的溫州拓展方式是帶些霸氣的。在巴黎11區，前不久就引發了當地區政府和老百姓的集體罷工抗議，原因是溫州人以服裝批發店壟斷整個街區，造成生活不便。溫州人把店鋪從小路開到大路、小街開上大街，形成發散式集市。接著他們以高價買下周邊所有的咖啡店、面包房、洗衣店等統統做服裝批發，一個200平米的店鋪賣到100萬歐元的天價。然而，過慣了早上面包、下午咖啡生活的法國老太太們不干了：你們都賣衣服了，我們去哪里喝咖啡啊？

　　當然，協商以后，那里又有咖啡店重新開張了。

　　如今巴黎夜色里，商場的硝煙彌散之處，開著奔馳長龍、從容周旋于生意場和高檔消費地的溫州新貴們，儼然成了一支不可小覷的商業力量。他們住郊外的法式別墅、送孩子讀私立學校、穿用名牌服飾、擠時間度一次奢侈的假期；他們早點仍然喝豆漿，仍然喜歡群聚并奔忙，卻早已不是當年街頭身無分文、四顧茫然的亞洲苦工，而是可以獨自揮舞上千萬、上億元個人資本的成功商人。

　　為什么是溫州人？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溫州商人在異國的經商之道仍然是個謎。去歐洲的中國人非常多，但為什么偏偏是溫州人如此成功？

　　強烈的賺錢欲望可能是溫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沒有一個溫州人試圖掩飾他們血液里始終興奮著的發財欲望。不賺錢，毋寧死。這是他們的邏輯。“我們溫州人是青蛙，在水里會叫，在岸上會跳。”穿黑色唐裝、有著北方人的高大身材和爽朗笑聲的李建新這樣說。1980年代初來法的溫州人，身份各異：工人、會計、農民、手工業者、個體商人。那時幾乎要借錢買機票的境況，注定了他們無一例外地要從皮包廠和餐館的苦工做起。這是當時華人僅有的兩檔生意———規模不大，經營狀況良好。

　　李建新也是從皮包廠做起的。開始不會用機器，從粘膠水開始學。到后來他做皮包速度之快，在巴黎同鄉里都出了名。他說在老家5個兄弟住一間25平米的小房子的境遇必須要改變，鄰居和同鄉的致富他都看在眼里，既然參與了這場淘金之旅，自己絕不能落后。而原來會計出身、打算盤的陳先生，也學得一副繪圖、剪裁的好身手。“我把自己當成囚徒，所以看不見巴黎的太陽也沒關系。”李建新平淡地說道。朝九晚五的國內人是無法想象這個人群的艱辛。溫州人跟人攀比、賺大錢的愿望太強烈了，“所有工人每天都是15個小時做工，那時想著比住監獄的人還有些自由，也就扛過去了。”李建新說，自己剛到巴黎時，有整整5年的時間沒見過太陽，早晨天沒亮開始做工，晚上上了法語課以后還要做工。他至今都記得那個場景：夜里12點多了，他拎著飯盒收工回家，常常與其他同鄉在街頭碰到，大家只是疲憊地互相點點頭，然后擦肩而過。

　　溫州人承認自己不比猶太人聰明，也沒有與人家匹敵的經商史。但這個后來被稱為“中國猶太人”的人群，卻以吃盡天下苦的不二法則嚇退了整條街上的猶太人，擠進巴黎商業場。

　　在所有人都有了小小的手藝和資金積累之后，溫州人最樂于稱道的群體團結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最初小老板的起步資金幾乎不需要很久的積累，有人要開店，親戚朋友都會解囊相助。李建新記得很清楚，自己最早開工廠時只有7萬法郎的存款，五十幾萬的投資都是朋友們湊來的。慢慢賺了錢，他可以一月一萬元的速度還回去。

　　隨后，家庭作坊式的制作與經營節省了大筆的成本，使溫州店的起步之路非常平穩。林加者曾指著一幢舊式樓房說，他一家人開始時租的就是那種最便宜的頂層小閣樓，20平米。一臺機器每天轉，再加一張桌子，晚上用來睡覺，白天用來做工。

　　與其他法國或猶太人的店不同，他們不會另請外人做會計或員工，所有管理都是夫妻倆或加上孩子來完成。正是基于這種需要，溫州人的到來都是滾雪球似的，生意不斷擴大，他們不斷從家鄉找來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來的時候孑然一身，回鄉探親時已經是妻兒親戚十幾口人。他們起初甚至撿來猶太人扔掉的布頭或碎皮，做成小錢包出售。同樣一條皮帶，別人賣15塊，溫州人賣12塊。壓低了成本和價格的貨品，讓他們的市場很快光亮起來。

　　在整個歐洲經濟快速發展、皮包生意紅火的時期，幾乎所有溫州皮包廠走的中低檔產品的路子，都獲利豐厚。那時普通收入的女顧客也要隔段時間換個新包用，這成了他們不間斷的客源。1980年代末生意最好的時候，工廠的定單像雪片一樣，早晨出了貨，中午還有電話來催貨。怕的倒是你沒力氣。

　　上個世紀后20年，中國內地還沒有擺脫黑白灰的主要著裝色調之時，時尚之都的巴黎卻氣象萬千。敏感的溫州人慢慢發現，其實財富的顏色跟潮流是統一的。

　　你要問溫州人在開始就肯定自己能賺錢嗎？當然搖頭。陳武說生意本身就是場冒險，這個戴眼鏡的潮流主義者的經驗是：要敢為天下先。他請來猶太女設計師，還自創了一個叫“CHANON”的品牌，標志是一個騎著自行車的年輕女孩，他說這個理念是“自由世界”，很法國。

　　陳武與別人有點不同，他經常談論的竟然是波德萊爾和蘭波———法國人推崇備至的19世紀詩人。剛到法國時，父母不和睦曾使他陷入困境。他很快入了基督教，想從上帝給猶太人的原罪里，尋求救贖和忍耐。大概因為年輕和對命運的思考，他有了觀察生活的興趣。1985年他開第一家皮帶廠的起點就是創造性的。當時法國市場只有香港、美國供應的傳統式樣的腰帶，他卻從展示會上巴黎女人姿態萬千的衣裙上，想到了做裝飾腰帶。仍然是普通材料，仍然是自己開車全歐洲推銷，就這樣，1986年，在國內普通工資標準只有幾十塊錢的時候，他的店竟達到三四百萬法郎的月營業額。

　　1991年，在另一次展示會上，他忽然發現中國的一種絲綢非常搶眼，KENZO等牌子的當季新款同時采用了這種自然、柔軟的面料。他與一個國內剛剛來法的朋友短暫商議后，拿出1000法郎讓他進來此面料，隨后他把設計制作的產品帶去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等地。兩年之后，他的店穩定在了每年1億法郎的營業額。

　　溫州人講求“富貴”，所謂先富而后貴。溫州特色不僅僅是苦打苦干，他們還要在潮流里面玩點兒品位。奔馳和名牌不代表真正的品位，這個品位，倘若你去陳先生的“禪”里坐坐才會感同身受。

　　“禪”是位于香榭麗舍、塞納河、凱旋門包圍中的一家投資千萬元的中餐廳，這個號稱金三角的所在是巴黎最貴的地段。一樓滴水清巖，木桌花草；二層鏤空木窗、古董琴音，儼然把江南園林移步換景的精妙唯美搬來了法國。店命以“禪”名，又與佛教文化在歐洲的流行相得益彰，講求修養、清凈之道。這里除了川菜、溫州菜、粵菜以外，還混合了許多法式料理的風格。去年底開張至今，這里接待的客人已包括摩納哥王子、法國明星、部長要員，還有個陳老板一直記不住名字的英國某搖滾酷哥更是這里的常客。有趣的是，時常還有樓下的客人要求隨著神秘的木頭旋梯和悠揚古樂去樓上參觀一下，法國人總是搞不懂，如此匠心獨具的中國裝飾到底是用哪根神經想出來的？

　　陳先生不掩得意之色：餐廳不能只講吃，講的還是品位。目前不到200萬法郎的月營業額顯然還只是開端，他對未來漲勢毫不懷疑。他后來還知道，一個美食雜志的法國記者享用了他店里的美味以后，在FIGAROMAGAZINE(費加羅雜志)上悄悄做了一個整版的免費推介。

　　中國是新的發財夢

　　皮包或餐館，當年溫州人靠這兩樣本事砸開了巴黎的地盤。回頭看看，溫州人走的，并非是一條牧歌式的遷徙之路，其中更有許多黑暗和孤獨里的抗爭。他們可以隨遇而安，沒有很強的家園概念，但他們對成長過的地方有著始終的關注和信任。

　　在最初的餐館或皮包生意里積累了一定資金的富裕溫州人，開始考慮“錢生錢”的問題。而法國人對此則顯得有點束手無策。法國是個多民族、人種混雜的地方，它是自由世界沒錯，人們可以在法律的邊線內自由生活，但這個邊線又足夠嚴格。商業規則也是如此。

　　1990年代初，頭疼的“黑工問題”曾使為數不少的溫州人的生意遭受重創，嚴重的還要跟警察局糾纏數月之久。那時的溫州工廠除了偷渡過來的既懂機器又說溫州話的工人以外，根本不可能請到其他工人。這些人沒有法國居留證，只能“黑”在廠里，無法報稅。老板們惟一的選擇也只是冒險。在溫州街，人們還記得曾遭到過巴黎警察、稅務、移民等部門的聯合封街突襲檢查，黑工、逃稅的店鋪要關門和重罰，有的店曾因此一次損失近千萬元。還有面料成分與標簽稍有不符，當即要銷毀所有產品。一段時間，溫州店主都如坐針氈。

　　加之銀行系統對個人賬戶和資金問題的審查非常較真，以及高稅收的政策，溫州生意的繼續上升之路，顯得猶豫和謹慎。而1990年代，中國國內經濟形勢的好轉，使海外溫州人開始回國做生意。

　　1992年，在皮包生意里積累了大筆財富又因黑工問題跟警察局搞得心灰意冷的陳先生，就帶著這里的經驗和資金選擇回杭州投資了。他在杭州做了一家皮包廠和化妝品廠，請朋友經營管理。

　　但事實卻不如他想象的那么順利。遠在巴黎的他，并不了解國內當時正盛行的吃回扣風，直到有一次，他回國去買東西，售貨員機械地問了句：發票開多少？他才恍然大悟，但為時已晚，兩家廠的經營都十分平淡，加上自創品牌化妝品的宣傳力度不夠。幾年以后，兩家廠先后關門和轉讓。

　　如陳先生一樣，早些年的溫州人都零零散散地回國投資過一些項目，但收益微乎其微。而一部分經營景氣的，也并沒有能力帶走賺來的資金。

　　1995年，國內出現了招商引資政策。中國內地大力支持歐洲知名僑會回國投資房地產事業。像華僑華人會這樣的僑會首領們開始頻繁到內地組織考察，同時，國內各地政府來歐洲考察的工作也互動起來。雙方在交往和互訪的過程中不斷碰撞出商機。

　　溫州人開始在最熟悉的溫州本地投資房地產，他們先與政府機構合作，拿到土地開發權，然后建筑和出售房產。直到后來溫州地價猛漲，以至一畝地漲到800萬的天價。他們意識到，再投下去風險就不可測了，于是開始向其他省份拓展。

　　前幾年，溫州人在蘇州有名的新加坡園區里搞出了溫州園區，由溫州人自己去招廠商入駐。這個集中了服裝、鞋帽等所有服飾企業的園區很快形成了無所不包的服裝城，方便所有客人的采購，且能以自己的工業帶動產品銷售，是個一石兩鳥的好主意。

　　不久前，僑會的李先生等人在濟南看好了那里“團購房”的巨大潛力，他們在經過合理的考察和預算之后，十幾人合資近6億，開發了市中心占地20萬平米具歐美風格的“巴黎花園”。他們與房管部門合作，在合同規定的時間內付清了土地款。目前，這個沿緩坡向上、具有極高綠化水準和強烈立體感設計的花園小區將全面進入施工階段，李先生等資方對它未來的收益充滿期待。

　　李先生說他們的下一個設想是要搞個汽車城。溫州本身是個汽配基地，但溫州地少，工業用地價格太高；同時大部分汽車工業在東北，運輸便宜，山東正介于兩地之間，如果能轉移相當規模的溫州汽配廠分廠到山東，未嘗不是個好主意。

　　溫州的服裝和皮包廠大舉“回國”也在最近幾年形成熱潮。內地工廠引進了先進的制作技術，成本大大低于他們在巴黎制作的消耗。他們在浙江、廣東等地設廠，在巴黎銷售，獲利更豐。

　　未來是個簡單的方向

　　“要既有文化又有錢，有品位，有分量，打個噴嚏都影響地球自轉速度。”美國的一位溫州商人對下一代如此期望。

　　北美人總是充滿了挑戰精神，歐洲卻大不相同。住花園別墅、看藝術展長大的溫州新新人類，大都吸納了老歐洲優雅沉著的人文氣息，他們強調個性的舒展和閑適的姿態，財富卻退為某種模糊的概念：錢不必多，夠用就行。眼看著店鋪無人繼續的父母們，對一心想著“打政府工”的下一代感到很無奈：誰讓他們中了法國社會的毒！

　　但這其實是玩笑話，幾十年沒有周末假期、日夜工作的早期移民群，他們富裕之后的心態已經十分平靜。他們不會真的要求孩子早早到店里來幫忙做老板：“只要他們愿意讀書，念到哪里就供到哪里，重要的是尊重他們的選擇。”

　　如今做超市生意的李建新會帶著孩子們踢足球、學國語，但問到要不要兒子接老爸的班，他堅決地搖搖頭：超市是我們這一代人做的，他們要讀好書，溫州人的下一代重要的是有學問和身份，很簡單地生活。他還希望漂亮的小兒子以后回國當演員。

　　做了一輩子生意的溫州人其實很有自知之明。他們被說成“中國猶太人”，在生意場上也的確表現出越來越強勁的上升態勢，但他們知道，目前國內產品市場的強大支撐才是他們如此霸氣的真正原因。而超常的低頭苦干的精神讓他們得以在競爭中勝出。

　　溫州人并不真的具備與猶太人等同的力量。猶太人基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在科技和金融領域都有著最優秀的表現，他們的下一代選擇做律師和醫生的興趣也是他們退出生意場的重要原因，他們的優勢是可以貫通很多領域。

　　溫州人的軟肋是文化。陳先生提出個數字：在巴黎一年賺幾百萬容易，賺幾千萬就有難度。除環境因素以外，很多溫州人都同時遇到繼續上升的瓶頸：語言和交流問題。像“禪”這樣的中餐廳挖來有30年行業水準的法國人做總經理的例子到底還是少數。有限的法語水平和在思想領域很少真正與法國社會溝通，制約了他們更大膽地嘗試新領域。

　　溫州人始終群居、溫州生意總體上限于個體經營而少有集團化的狀態，就可以說明些問題。而夏先生的西餐廳請了法國服務生沒錯，不滿意想“炒”他們卻很頭疼，你要先后發出3封掛號信說明理由，喜歡講邏輯的法國人還要討出無數個說法，所以夏先生的官司到今天也還在打。

　　給非老板的普通溫州人畫像：生活單調、日夜做工、生活在巴黎氣質之外。足夠光鮮富有的老板們畢竟比例有限，而普通打工者才是溫州人里基數最龐大的群體。

　　誰也不知道，溫州人的小生意會做多久，也許他們的下一代會找到新的方向。(來源:南方都市報；作者:郭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