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魯寧

　　1982年至1986年間，中央每年發布一個“一號文件”，內容都是針對“三農”問題。事隔18年，針對“三農”問題，中央再發一號文件，其施政指向不言而喻。

　　“三農”問題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矛盾所系。

　　相對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農村經濟社會結構，家庭聯產承包制迅速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和農村的生產力。今日“三農”問題，其核心癥結在于農地制度和農村社會運行體制的深層積弊。這些，目前還不到深入討論的時機。就要解決的問題而言，新發布的一號文件不能與原先的5個一號文件作直接的對比，但圍繞著“促進農民增加收入”這一現實難題，新發布的一號文件所強調的財政支農力度前所未有。

　　盡管如此，我仍不得不說，許多富人包括一部分已經過上小康生活的中產階層群體，可能仍對一號文件和它背后已相當嚴峻的“三農”問題，缺乏基本的認知與關注。

　　農民與市民各有各的生活圈子、生活感受和利益訴求。社會保障的差別構成農民與市民不同的生存狀態和生存文化。這種情況下，想讓市民群體來普遍地關注農民群體，至少是過于理想化的。至于對市民群體中的富人群體，這樣要求似乎更加脫離實際。

　　然而，我想說的是，“三農”問題絕不只最終表現為農民受窮的問題，也絕不只是政府面臨的頭號難題，它同樣是富人群體的一塊心病。農民太窮，物極生變，歷史上有的是教訓；農業滯后，社會總體經濟結構失衡；農村落后，城鄉社會結構失衡。以上三條，出現第一條目前還不至于，第二、第三條卻已經成為現實。

　　更重要的是，若“三農”問題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矛盾再繼續下去，必將導致總體社會結構的進一步失衡。而歷史上的教訓同樣反復證明，一旦社會的“基本平衡”被打破，最大利益受損者盡管仍然是農民群體和市民中的弱勢群體，但富人群體也絕對不可能獨善其身。

　　事實上，“三農”問題的存在與發展，已經影響到富人群體的生存質量和數量。橄欖型的社會結構最穩定，它要求中產階層群體成為社會的主流和主要群體。而“三農”問題的長期存在與演進，客觀上阻礙著中國社會結構由金字塔型向橄欖型的轉化。

　　“創造財富增加富人，富人增多，創造財富的人增多，創造的財富也越多。”可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揭示的這個道理，須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才能成為現實，內需(在中國主要表現為農民的消費)的多少，就是一個主要的硬約束。

　　由于9億農民的內需不足，國內一般消費品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由此帶來的一系列消極后果制約著富人創造財富。“內陸”不通可以改走“海域”嗎？然而，外貿出口連續的“爆炸性”增長，又總體導致中國出口產品價格“自相殘殺”，最終受損的還是企業利益或叫資本的利益。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存在是人格化的，資本利益受損，說到底還是富人的利益受損。當然，這個過程中勞動者和國家的利益也一樣受損。

　　因此，千萬別以為貫徹一號文件只是各級政府的事情，它提出的許多措施，只有通過全社會的通力協作，才可能真正貫徹下去。比如落實“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增加外出務工收入”的六大措施，哪一條都不能缺少了企業經營者(富人)的具體執行……因此，富人的“心病”要除，就必須善待農民。（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