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阿憶
我們那片園子里出來的人，智慧而脆弱，一點點呼喚可以使他飛揚，一點點漠視便可以瓦解他的生命。
矮墻邊遞來的花朵
上中學時，我們常去北大玩耍。有一次，途經燕南園一段殘垣斷壁，看見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隔著那段殘破的矮墻，遞過一枝盛開的花朵。
同學們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舉動嚇壞了，便加快腳步，慌張地跑掉了。我只好一個人走上前，雙手接過小花。我看見老人在努力地沖我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學大師朱光潛。但我無論如何無法接受，那位著有鴻篇巨制的朱光潛，身高卻只有150厘米。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從圖書館抄近路回宿舍，總會看到朱先生獨自靜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滿童真，凝望著來來往往的后生。大三的時候，我從燕南園獨自穿行，途經那段殘垣，先生又一次隔著矮墻，送過一枝小花。
朱先生病故時，是89歲。聽聞先生乘鶴西去，我驅車回家，把那部夾著兩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學史》點燃，心中默念著--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沒有完成的夙愿
大三的時候，我對中文系厭倦到了極點，鬧著要轉到法律系。正是這時，我們開了一門新課，是《民間文學》。可以料想，我對此類課程該是多么厭煩。
開課大約4周之后，我才勉強聽了一堂課，原因是聽說授課教師是屈玉德，她是金開誠先生的太太。當年"金開誠"是一個閃閃發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語言學家，而且是社會活動家。他的太太該是什么樣子呢？
聽說金先生娶屈教授時，屈教授是北大第一美女。但眼前的屈教授，已被疾病改變成另外的模樣。在殘酷的政治迫害中，屈教授患了咽癌。她竟用鼻音發聲的方式，為刻薄的學生們講了十幾年課。
記得1985年隆冬一個極為寒冷的早晨，天刮著凜冽的北風，本來就不樂意忍受屈教授難聽的鼻音的同學，這下就更不愿意離開被窩，去教室上課。那一天，能容納百人的教室里只稀疏坐著7名學生。屈教授望著窗外的風，低聲說："有7個人，我也會來上課。即使只有1人，我也會來。不過，如果1個人也沒有，我就不會來了。"
當時，我們在座的7個人都很難過，課后講給沒來的同學聽，大家都后悔了。
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擴散，與胡耀邦總書記同一天病逝。
北大三大詩人
考進北大的時候，中文系的駱一禾和法律系的查海生剛好畢業。駱一禾分到《十月》雜志社，查海生分到中國政法大學。
那時，駱一禾、查海生、西川，并稱"北大三大詩人"。
駱一禾的詩我沒有一首喜歡，但我仍然著迷地想知道他的事情。后來，中文系有一個叫"張芙"的女孩做了駱一禾的女朋友，我便格外注意張芙，想知道喜歡這樣女孩的男人該是什么樣子。
1989年5月，我終于在天安門廣場見到駱一禾。我沒想到的是，我見他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駱一禾由于腦溢血突發，癱倒在張芙懷里。駱一禾搶救過來后成了植物人。不出1個月，衰竭而死，年僅26歲。
見到查海生是什么時候，我記不起來了，只記得他是極其普通的一個人。在被金錢突然攪亂的歲月里，他的詩一直被人傳誦著，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查海生是典型的窮人的孩子，他有敏感的心和脆弱的神經。最后一次見到他，是在中國政法大學講師宿舍。他在墻上掛了塊幾近破碎的灰布，聲稱是太陽。憑直覺說，此時的查海生已出現嚴重的精神障礙，他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
1989年3月，查海生在山海關臥軌，撒手人寰。
查海生就是海子。
他會一直活著
1985年秋天，凡是中文系老生，大概都知道有個東北來的新生，名叫"儲福軍"。原因是他真真切切，不恥下問，毫無北大學生那種與生俱來的狷傲。無數次，我被他在水房里、廁所中、樓道間問個不停。后來，他得知我在法律系聽課，就連那么的事，他也想知道，而且常常在大熱天里，鉆進我的蚊帳。
他樂于助人，也像他酷愛提問一樣，很是知名。
后來，我常在校園傳抄的詩集中看到"戈麥"的名字。戈麥的詩，寫得很多，意象當然先進，但坦率地說，沒有一首我喜歡。我只是十分欽佩那些不斷寫詩的人。
我沒有想到，戈麥就是儲福軍。我很難相信，一個熱情澎湃而樂于助人的人，在詩的領域里，竟是百斷愁腸。
我辭掉公職后，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賦閑在家，時常回北大坐坐。有一次正在喝茶，儲福軍聞聲進來，高聲通報一位同學病故，由他召集追悼會。這個時候，儲福軍也已畢業，但和許多北大學子一樣，喜歡時常回校看看。一年后，我在另一間宿舍喝茶，儲福軍又闖了進來，高聲報告另一位同學在成都與歹徒搏斗，遇刺身亡。他要召集大家，再開一次追悼會。整整一年后，我正在家中寫《青春的敵人》，我們班的詩人王清平打來電話，說戈麥投水自盡了，問我參加不參加追悼會。我猶豫了一下，最終沒有去。
如果我不親眼見到他進火葬場，感覺上，他會一直活著。
惟一沒有買車的人
北大經濟學院在我上學時，只是經濟系。當時的經濟管理專業有一個大名鼎鼎的活躍分子，名叫"葛維列"。
我和他認識，是在校團委。畢業后，我自告奮勇，去了經濟前線，在殘疾人占54%的北京三露廠當廠長助理；他卻四平八穩，留在社團部，當了專職部長。
90年代一過，我決計離開商海，回到文化圈兒施展拳腳，葛維列卻恰好離開團委，去美國讀MBA，回國后投入商潮，創辦了"中帝公司"。
我們再次會合是因為我在北京電臺主持《京華人物訪談》直播，急需訪談對象，而葛維列恰好因為把美國硅谷一種高妙的股市仿真培訓模式原封不動挪到中國，一下子成了各報頭版的新聞人物。
直播結束后，葛維列請客，大家議論紛紛，涉及北京電臺下午4點到6點的時間為什么空著沒節目，而這個時段，正是股市收盤的當兒。葛維列決定投巨資，開發這個空白時段，于是有了今天京津股民每日必聽的《今日財經》。
90年代過后，北大團委的主要官員大多辭職經商，而且很快都成了叱咤風云的巨商。我在《人生熱線》時，曾專門為他們做了一星期的熱線特別直播，即《儒商夜談》，葛維列是所謂"北大儒商"中重要一例。
《讀者》雜志轉摘了這篇文章，要我給每位儒商的講話起個題目。我給葛維列的那篇采訪起名為《懷揣夢想》。
但實際上，此時的葛維列，已負債6000萬，中華帝國公司被迫放棄《今日財經》的經營權。
1996年深冬，甘肅把《讀者》雜志寄到專家公寓，正當我重看葛維列的《懷揣夢想》時，同學惶惶地打來電話，告知葛維列已在北京官園賓館吞吃安眠藥自殺。
我相信，在所有北大出來的巨富中，葛維列頭腦中涉及奢華的意識最少，他的全部想法只是干成幾樁大事，他是這些人里惟一一位沒有購買私人汽車的人。
這個時代少有的女孩子
過去，從學五食堂北側向西，有一條通向貨運場的小路。每年新生入學，行李就從這條小路，用三輪車，拉到本科生宿舍。奇怪的是，我入學那年，沒有接站老生。于是，我就像老生一樣，在一連幾天的細雨中，一趟一趟為同班新生拉著行李。新生們總是遠遠跟著，只有一個胖女孩，在車后奮力助推。她就是我們班的舒春兒。
老實說，這個班讓我失望透了。大家都很沉悶，毫無集體意識。能讓我喜歡的只有少數幾個，舒春兒就是其中一位。
幾天后，我拿著自己的相機和膠卷，帶著大家去西校門拍入學照。大家依然三三兩兩，彼此離得很遠。舒春兒跑到我身邊問："你是不是很傷心？沒有關系，讓我來改造他們！"說完，扭搭扭搭地跑遠了。
四年級時，我們班的確成了彼此溫暖的集體。不夸張地說，舒春兒功不可沒。
舒春兒是這個時代少有的那種女孩子。她不大專心學業，倒十分精于烹飪，做菜又香又快。我們班53個兄弟姐妹，都吃過她的佳肴。后來，她與物理系高年級學生談戀愛，畢業后就勢嫁給了他。他被我們班男生戲稱為"舒妹夫"。
90年代過后，舒妹夫跳入商海，加盟Price Water-house，為美國經理提包，爾后步步提升。日子因為富裕開始顛沛流離。先是舒妹夫赴香港長訓，舒春兒在北京守身。后是舒妹夫調往新加坡，接舒春兒同住，雙雙換了綠卡。
但僅僅1年，舒春兒郁郁寡歡、充滿心事地只身回到北京。
像從前一樣，她盼望的還是同學們能時常聚會。不同的是，她的這種愛好比以前更加熾熱。好像好多話都窩在心里，希望通過同學親情來沖淡它。遺憾的是，老同學們都已過了30歲，正是事業上拼命的季節，沒人抽得出時間來陪她。
石景山有個拜佛的好去處。舒春兒便強烈要求我載著他們同去。除了朝泥尊土偶行跪拜大禮之外，舒春兒還花了重金，請守佛人指點，主要是點撥家庭秘笈。出來時，舒春兒沉默不語，一臉嚴肅。不久，舒春兒返回新加坡，去找舒妹夫。舒妹夫恰在內地出差，讓舒春兒撲了空。
1997年3月，新加坡警察發現舒春兒在賓館里懸梁自盡。此時，舒妹夫仍在福建辦事。舒春兒舉目無親，死的時候，一定是孤獨極了。
突然接到喪訊電話的時候，我正準備從家里回中央電視臺，不知緣何平添一股怒火，我便開著吉普車，在燈火輝煌的長安街上狂馳，淚水不斷打在方向盤上。我敢肯定，如果我們抽出哪怕一點點時間，給她一點點關愛，舒春兒絕不會死！
她曾奮力助我，她曾主動跳舞，她曾在爐火邊忙前跑后，常常是同學們都已酒足飯飽，她還沒有上桌兒……
(來源：《中華文摘》，原摘自《深圳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