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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留學美國》一書的作者錢寧所說，從政府派遣行為到公民自主選擇，中國人赴海外留學的浪潮在25年的變遷里，體現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個人權利的增加。

　　自費留學成為主流，留學變成了一種高投資、高風險的行為，但卻未必帶來高回報。因此對留學進行成本和收益分析是明智的

　　本刊記者/李劍敏

　　今年9月5日，新西蘭最大的語言學校“現代語言學校”因財政困難倒閉，500多名中國留學生被迫離校，面臨居無定所的境地。現代語言學校的陰影還未完全消除，10月29日，新西蘭卡里奇電腦培訓中心突然宣布破產，又有三四百名中國留學生流落無著。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向語言學校付了自己的第一筆學費——10萬元人民幣。

　　兩月內新西蘭連續兩家全國性私立學校倒閉，中國留學生損失最大。據統計，中國是新西蘭最大的留學生來源，目前有8.2萬名外國學生在新西蘭學習，其中36%來自中國。

　　另一家語言學校新西蘭基礎科學院的駐京代表于德姣告訴記者，在國外上正規大學，一般沒有什么風險，問題大都出在語言學校和大學預科上，因為這些學校良莠不齊，不好選擇。出問題的不只是新西蘭。在教育部今年接連發布的11號留學預警中，南非、瑞典、丹麥、挪威、瑞士、加拿大等國家的學校都出過問題。其中，今年才開始招生的瑞典達拉斯蘭私立高中無固定校址，目前僅有19名學生，全部來自中國。

　　可以想見，在這種“留學陷阱”中，又有多少家庭多少父母辛苦掙下的血汗錢打了水漂。

　　自費留學成為主流，留學變成一種高投資、高風險的行為，但卻未必帶來高回報。過去人們不惜一切代價地努力出國留學，現在是否該算算這里的投入產出？

　　這個問題已經擺在許多中國人的面前，這也是一些中國大城市出現“留學回報率測評”新業務的背景。

　　為留學回報做一個測評

　　周菲1998年大學畢業后，在上海一家報紙做了4年編輯，月收入5000元左右。出于對報社未來前途的擔心，周菲產生了到加拿大讀MBA的想法。她算了一筆賬，兩年的留學需要近30萬元的投入，這又讓她有所顧慮。后來，她決定到上海可銳咨詢公司做留學回報率測評。

　　可銳公司首席職業顧問卞秉彬告訴記者，經過接觸后他發現，周菲是感知型、有創造性思維的女孩，也善于和別人溝通。她擔心的是未來的發展，但喜歡自己現在做的工作。卞秉彬認為，隨著中國傳媒業進一步開放，廣告、公關等經營業務將不斷滲透。只要周菲堅守崗位，未來職業發展空間不成問題，因為她掌握了一定的資源和經驗，所以現在不是她出國留學的最好時機。

　　最后，周菲放棄了留學計劃，跳槽到一家公關公司做媒體經理，工資翻了近一倍。在可銳公司的建議下，周菲還到上海一所大學讀在職MBA，這樣不僅能保持職業的可持續發展，也能拿到相關的專業資質，還節省了不少費用。

　　像可銳這樣從事留學回報率測評的公司，如今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越來越多。卞秉彬表示，經過兩年的長期跟蹤后，他們發現有很多海歸、MBA和職業經理人出現職業上的擱淺，經由留學獲得的相關資質，不能解決職業回報有效性的問題。于是他們決定在一年前開展這一業務。至今已有8400多人前來咨詢，但最后做了測評的只有250人左右。

　　留學回報率測評，是對留學投入和回報的評估，主要包括當事人選擇的學校和專業與其職業發展的契合度分析，出國留學費用和將來預期薪水的比較。

　　具體說，就是通過一定的系統或模板，對出國留學費用、歸國后預期薪水等量化指標進行處理和分析，同時結合當事人的性格特點、專業及未來被市場接受程度、工作經驗、移民意向、家人接受程度、語言能力等情況，對是否出國進行判斷。

　　在這8400多人中，工作3年到8年的占80%，大部分人月收入在3000元到8000元之間，平均月收入5000元。男性以IT從業者和其他中、低端的專業技術人員居多，女性則多為高端的職業經理人。其中，30%的人對留學回報沒有什么期望，約8%的人絕對不抱期望。這些人一般都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出國留學對他們來說，更多的是一種生活經歷，而不是為了將來更好地掙錢。

　　在最終接受評估的250人中，25%放棄了原先的留學計劃。這些人又可分為三類：一是現在的工作不適合他做，即使通過留學提升專業資質，也無濟于事；二是如果現在中斷工作去留學，還不如繼續做下去，通過在該地域和領域有效積累經驗，抬高職業身價；三是盲目選擇熱點專業留學，認為自己從事的是冷門工作，所以不如意。

　　卞秉彬說，他們只能評估一種職業一定時間內在職場上的發展規律，不能看得更遠，否則就會流于空泛而不準確。留學對一個人的人生經歷、價值觀念的長期影響，不列入他們的測評范疇。

　　可銳也不做小留學生留學的回報率測評。因為小留學生出國留學與未來職業銜接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變數很大。

　　這種“留學回報率測評”的業務，也招致了業內人士的批評：測評具有片面性。留學作為一項長期浩大的工程，有許多很多因素都是潛移默化的，如留學生在語言、視野、知識結構和國際人脈上的進步，但它們都無法進入到短期的量化統計之中。

　　但無論如何，留學回報率測評的最大意義或許在于：提醒留學者更理性、合理而不是盲目地留學。 　

　　“海歸”貶值了嗎？

　　另一個提醒人們要計算留學的成本的因素，是“海歸”開始貶值。過去有人算過一筆賬：花數十萬元(人民幣)到國外拿一個MBA，回來后很容易就找到年薪20萬的工作。但是現在，經常用來說明“海歸”貶值的一個例證是：在北京中關村高科技園區，一個月薪只有2500元的工作，使三位留學歸來的碩士生激烈競聘。

　　另有統計說，去年僅上海一地就有7000位海歸找不到工作。據可銳公司今年三月對8238名海歸人員抽樣調查顯示，70%的海歸都能在三個月內找到較為滿意的工作，但時過半年在9、10月間，來滬求職的海歸中，三個月內找到工作的僅有48%。

　　你可以懷疑這些數字的準確性，但有一點不容否認——海歸的光芒日益褪色。卞秉彬認為，海歸大幅擱淺，一方面是因為人數眾多不再稀罕，一方面是企業對海歸的態度日益理性。外企原本是海歸最理想的落腳地，但最近幾年，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慮，不少外企都加快了人才本土化的進程。加上一些海歸期望值過高，要價讓有心納賢的國有企業難以接受。在市場供需規律的作用下，海歸身價下降也在情理之中。

　　卞秉彬說，有職業經驗的人中斷工作出國留學，主要是希望通過出國鍍金，回來后順利進入企業高層。但企業用人的不變法則是，中低端人才重學歷，中高端人才重經驗。因此，這些人出國前應盤點自己的職場經驗，不要輕易放棄原有的工作經歷而轉型。否則，即便獲得較高學位，回國后也未必被看好。

　　也有人認為，海歸是否貶值，不應泛泛而論。北京大學歷史文化資源研究所副所長郭梓林說，無論貶值或升值，都是比較的結果。海歸也應區別而論，如果將過去國外一流大學的海歸和如今二三流大學的海歸做收入上的比較，沒有什么意義。

　　海歸的優勢是嫁接的優勢。一些獲得成功的海歸，很多已在國內有一定的基礎，對中國社會有深刻的了解；而不成功的海歸，常常只是帶一些半生不熟的洋貨回來，動輒抱怨國內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卻希望短短的留學經歷能讓他一步通天。

　　因此，在考慮留學的投資回報時，除了常見的經濟理性判斷，還有價值理性判斷；除了短期收益，還有長期回報。單憑一時收入多寡斷言貶值，或者一心只想“短期套現”，都不可取。獲得什么樣的收入，最終還是取決于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