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新東方副校長徐小平表示，從1978年鄧小平重新派遣中國留學生算起，中國經歷了公派留學、“寄托”留學(考托福和GRE)和多元留學三個時期。到了多元留學時期，留學已越來越成為老百姓的事，這體現在：留學目的國家越來越多，留學年齡層次日益分明，留學經費方式更顯多樣。

　　按《留學美國》一書的作者錢寧的說法，從國家功利到公民權利，從政府派遣行為到公民自主選擇，留學的變遷體現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公民權利的增加。政府不直接干預，而是進行引導、規范和管理。

　　最早國家公派的留學生，大多是體制內有所成就的骨干成員；“寄托一代”的留學生，則是拿獎學金攻讀學位的知識精英；而最近幾年方興未艾的新留學生群體，則以在校或剛畢業的大學生、以及父母資助的初高中生為主體，部分是認為需要充電的在職人員。

　　相比之下，前兩者不需要在留學投入和風險上做過多考量；而以自費留學為主的新留學生，卻應該對留學得失進行一番仔細衡量，因為其中的成本與風險是要由自己承擔了。

　　專家認為，這一群體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為：中國產生了一批高收入階層——20%的人掌握了80%的居民存款；外國教育機構蜂擁到中國搶灘；國內高等(職業)教育供大于求。

　　1999年中國高校全面擴招，也是引發新一輪“留學潮”的因素之一。新東方學校教師錢永強說，擴招使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催生了考研熱和出國熱。而擔心大學擴招影響教育質量和教學水平，也讓部分家長下定了送孩子出國留學的決心。出國成了回避高考和就業壓力的捷徑之一。

　　1999年中國城市居民調查表明，“子女教育”成為居民儲蓄的首要原因，64.1%的被調查者為此將錢存入銀行，超過了養老、醫療和購房等用途。與此同時，“自身和子女教育”的費用成為中國城市居民未來5年的主要開銷，僅次于“吃”排在第二，高于“醫療保障”、“住”和“穿”。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認為，城市居民寧肯節衣縮食也要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與中國傳統的社會心理有關，那就是——望子成龍和薪火相傳的夢想。

　　眾多自費留學生出國留學，是中國目前特定的“煩惱”。其實臺灣地區也經歷過類似的階段。上世紀70年代，臺灣經濟尚不發達，少有家庭負擔得起子女留學的費用，大多靠成績領取獎學金出洋深造。這批留學生“少而精”，后來很多成為臺灣社會的中堅。但到80年代臺灣富庶后，很多人自費出國留學“鍍金”，結果留學生不再吃香，這與大陸目前的情況很相似。

　　徐小平認為，在化解這一煩惱前，無論學生還是家長都必須認識到：教育除了學校還有社會、家庭教育，除了知識還有親情教育，除了技術還有人性教育。否則，花一大筆錢送孩子出去，這樣的留學是不完整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劍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