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并注明摘自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周刊》)

　　從狂熱到平靜，從單純的追捧變成理性的審視，國際大專辯論賽走過十年，已物是人非。

　　盡管不斷地改變賽制，仍無法挽救日復平淡的局面，留在人們記憶中的，仍然是十年前姜豐、蔣昌健的風發意氣，除了大學之間的較勁以外，辯論賽還能帶給我們什么？

　　本刊記者/言詠

　　9月26日，中央電視臺第8演播室，2003年國際大專辯論會降下帷幕。

　　當大賽主席沈冰宣布中山大學以1分的優勢險勝臺灣世新大學時，全場掌聲雷動。中大4位辯論隊員整齊地站起來，滿面含春，向場內觀眾深深俯首。他們那年輕燦爛的笑容，似曾相識。

　　時光倒流。1993年，姜豐等4位復旦學子遠赴獅城參加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并一舉奪冠。他們從新加坡凱旋后，國內掀起了一股辯論賽熱潮：《獅城舌戰》一度成為大學生中幾乎人手一本的暢銷書；姜豐、蔣昌建等辯手也曾經是年輕人心中的偶像。

　　“1993年的轟動是不正常的”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去尋找光明”。1993年國際大專辯論會最佳辯手、復旦大學四辯蔣昌建，以顧城的詩結束他的總結陳詞時，博得滿堂喝彩。如今的蔣昌建是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在今年的大專辯論賽上，他以往屆最佳辯手的身份擔任提問嘉賓，向場上隊員提問。

　　回想當年自己和隊友在全國引起的轟動，蔣昌建坦言“那完全是時機的問題”，因為那是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央視也是首次轉播，所以觀眾記憶深刻。

　　1993年，是國際大專辯論賽的第一屆，也是巔峰時期，復旦大學與臺灣大學的最后一場對決被奉若“經典”。決賽辯題是“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金庸坐鎮評委，復旦大學以反方力主“人性本惡”。很多人至今都還記得“二辯”季翔的一段有關《天龍八部》中“惡貫滿盈、十惡不赦、罪大惡極、窮兇極惡”四大惡人的極其巧妙的論辯如何引來滿堂彩聲。

　　“其實，1993年那種轟動性的關心是不正常的，它把辯論賽這種原本普通的社團活動推向了一個極端。”

　　在蔣昌建看來，現在這種狀況才是正常的。十年的時間讓觀眾從狂熱變成冷靜，從單純的追捧變成理性的審視。

　　當年復旦這支冠軍隊成員中，有一位“有點胖，沒有現在這么漂亮，但是非常可愛，在臺下特別文靜，話也不多”的女孩，一心想當節目主持人,最終因為這一場出色的辯論賽如愿以償，成為中央電視臺主持人,她就是姜豐。辯論賽某種程度上她與同伴們一起成為了公眾人物，但是，像姜豐那樣被辯論直接改變生活軌跡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時候，辯論給參預者們帶來的，僅僅是一種體驗和經歷。

　　“杜絕選手有‘背’而來”

　　國際大專辯論會每隔兩年由新加坡和中國大陸輪流主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新加坡至今還保留“三位辯手依次陳詞—自由辯論—結辯”這樣的93模式，但大陸的賽制卻不斷翻新。今年的比賽規則據說作了“重大改革”：雙方只有開場立論和結辯兩次各三分鐘的陳詞機會，中間則新增了盤問、駁論、對辯、嘉賓提問等要求選手即興發揮的環節。

　　本屆大專辯論賽制的改革，是主辦方最為得意的一點，其目的在于杜絕選手有“背”而來。那種辯手們把稿子背得滾瓜爛熟，聽起來像表演詩朗誦的辯論方式，1997年被發展到極至，也讓辯論賽進入一個觀眾漠視的低谷。

　　“今天我們已不會再欣賞那種所謂的辯論，它更多的是‘論’，是‘演’，而不是‘辯’，但這一屆給人的感覺好多了，”大賽主席沈冰對當年的“表演”也深有體會，“在現場里，我有時會想，如果我此刻坐在辯手席上，可能會比1997年新加坡時更緊張，因為很多東西沒法事先準備了。”

　　“從現場的效果看，這個目的是達到了。”本屆大賽評委之一，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趙林評價說。

　　“本來是智慧的游戲，卻玩得很沉重”

　　本屆大專辯論會仍沿襲往屆做法，把華裔隊伍和非華裔隊伍分編兩組，華裔隊為A組，非華裔隊為B組。在現場可以明顯地感覺到：A、B兩組的比賽氛圍完全不同。

　　B組隊員顯得比較放松，比較本色，經常不按常理出牌，但正是這意料之外的幾筆，令比賽增色不少。而A組隊員則比較拘謹，整個比賽過程都是嚴格按照他們對傳統辯論的理解，有章有法地進行。代表中國大陸的中山大學隊在A組里顯得尤其四平八穩，不越雷池一步。

　　“這是因為大陸的學校把勝負看得太重，辯手們在壓力之下不求出彩但求無錯”，趙林說。趙林曾經帶領2000年全國大專辯論會冠軍隊武漢大學辯論隊，去新加坡參加2001年的國際大專辯論會，深知其中的壓力，“中大這回僥幸贏了，回去之后他們是英雄。但如果這一分加給了對方，中大就前功盡棄。學生的壓力是很大的，尤其是決賽之前，痛苦的感覺很難用言語描述。”

　　不少評委都認為，學校的功利心也導致了訓練辯論隊員時的短視。原來訓練辯論隊員的目的是培養其邏輯能力、思辯能力等綜合素質，但現在卻似乎變成為了贏得比賽，甚至為了博得觀眾的喝彩而辯，感覺像是另一種應試教育，只不過這場考試是辯論賽。

　　對于新賽制，國外隊或者港澳臺隊，比大陸隊更能適應。因為這種賽制和他們平時的訓練習慣比較接近，而我們則習慣于事先精心雕琢，最后雕琢得棱角都沒了。趙林說，“這是一種很壞的模式，把一個本來輕松沈冰

　　辯論給人的影響是內在的

　　“辯論賽帶給我們的是機遇和夢想”，主持人沈冰在決賽開場白里這樣說。1997年，在新加坡求學的沈冰代表南洋理工大學參加國際大專辯論賽，那是她第一次在電視上亮相。2003年，沈冰再次坐在辯論賽現場，不過這次她的角色是大賽主席。

　　新聞周刊：1997年那次辯論會，對你有什么樣的影響嗎？

　　沈冰：那是我第一次在電視上亮相，很珍貴的一次經歷。最直接的影響是：辯論賽后新加坡一家電視機構請我去主持了一檔叫《靈機一動》的節目，介紹新加坡當地人的一些發明創造。我主要負責串詞。這讓我第一次有機會在電視上展現自己。不過我最終走上主持人之路，還是因為參加了央視的主持人大賽。

　　新聞周刊：是辯論會給了你信心去參加主持人大賽？

　　沈冰：辯論會的確是第一個契機。參加辯論會對一個人來講是一種很好的經歷，尤其是賽前的準備。像姜豐那樣被辯論直接改變生活軌跡的可能是少數，更多的時候，辯論給人的影響是內在的，是暗含的。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人的自信，可能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了一個人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

　　新聞周刊：從旁觀，到參與，再到主持，你以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感受著辯論會，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嗎？

　　沈冰：我十分榮幸能經歷這樣一種角色轉化。以前觀看的時候，我非常欣賞辯論會這樣一個讓大學生充分展示自己的舞臺，也十分佩服蔣昌建他們的才識和風度。到我自己參與的時候，我是挺偷著樂的。我1995年保送浙大，沒呆多久就去了新加坡。如果一直留在浙大，可能就沒機會參加辯論賽了。新加坡只有兩所學校輪流參加，1997年恰好輪到南洋理工。我覺得非常幸運，整個準備過程中都在享受這種欣喜，不過，比賽時還是有點緊張的。

　　新聞周刊：那今年擔任大賽主席呢？

　　沈冰：這次因為要做主席，我把這幾年的音像資料重看了一遍。1995年和1997年兩屆很明顯給人感覺“背的痕跡太重”。辯手們語調都非常抑揚頓挫，氣勢非常宏大，但聽起來言之無物。

　　今天我們已不會再欣賞這種所謂的辯論，這一屆給人的感覺好多了。我個人感覺，辯論賽這一路走來，從一開始的蓬勃，到1997年時的低谷，再到現在，又重新回到“辯”與“論”相輔相成的本色。這十年來，辯論不是老了，而是在成長。 -

　　國際大專辯論會

　　國際大專辯論會的前身是1986年新加坡廣播局首創的一種電視游戲模式：亞洲大專辯論會。每兩年舉辦一次。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分別應邀參加了首屆和第二屆“亞洲大專辯論會”，均獲冠軍。

　　1993年起，新加坡電視機構和中央電視臺合作舉辦辯論會，并改名為國際大專辯論會。每隔兩年在新加坡和中國大陸輪流舉行。1998年以前中國大陸的代表隊由教育部指定，1999年開始則改為從“全國大專辯論會”中選拔，冠軍隊代表大陸參加次年的國際大專辯論會。

　　從1993年到2003年，代表中國大陸參加辯論會的大學依次是：復旦大學、南京大學、首都師范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