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27日電 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最近刊文指出，從目前和21世紀頭20年的工作來看，從將人民的近期利益和遠期利益結合的角度看，要把執政為民落到實處，關鍵的是需要長期而艱苦的努力，完成以下三個方面的戰略性任務。

　　一、高度重視民生之本，促進就業和再就業

　　就業是民生之本，不能實現較為普遍的就業，不僅小康社會難以實現，還會形成一定規模的城鎮貧困人口，影響廣大人民群眾的冷暖溫飽、衛生健康、安居樂業、就學旅游等基本和實實在在的生活利益。由于人口眾多、勞動力富余和結構調整，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在600萬左右，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壓力800萬左右，下崗需要再就業的600萬左右，加上上年下崗和待業結轉的，每年需要就業的壓力在2500萬左右，但是，就是在GDP增長7%，產業結構、企業結構有利于就業方向調整的情況下，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也只在1000萬個左右。筆者測算，如果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從2003年到2020年間，農村將向城鎮累計轉移勞動力17000萬，城鎮新增勞動力9000萬，下崗需要再就業的5000萬，城鎮勞動力累計需要提供就業崗位31000萬。平均城鎮每年需要提供1722萬個就業崗位。就業形勢相當嚴峻。

　　因此，十六大前后，以及今年以來，中央和國務院高度關注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多次召開就業和再就業工作會議，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出臺稅收優惠政策，推出創業小額貸款，減免各種收費，并在人事、戶口、社保等各方面調整政策，使之有利于創業和就業；各地政府也普遍成立了就業和再就業服務中心，為“4050”下崗職工(注：指40歲以上的下崗女職工和50歲以上的下崗男職工)開放公益性就業崗位，為待業和下崗職工進行就業和創業培訓，各地工商部門通過簡化手續和減少收費為興辦中小企業和增加就業提供條件，為就業和再就業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

　　從解決就業和再就業的角度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工作需要處理好這樣兩個重大的關系。一是既要注重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用新技術和信息化改造我們傳統的產業，提升我們產業的技術水平，使我們的產業在世界新技術改革中不至于落伍；也要立足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豐富、工資成本便宜這樣一種國情，發揮比較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勞動資本雙密集制造產業，走充分就業、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經濟發展之路。二是既要發展產業有集中度、資產規模大、資本有機構成高的特大型企業和大型企業，形成具有實力和競爭力的民族工業體系，發揮規模經濟優勢，增加國家的稅收和財政收入；也要高度重視產業高度分散、資本規模小、資本有機構成低的中小企業的發展，從而解決就業問題，通過就業增加居民的收入，使廣大人民安居樂業。這就是十六大所提新型工業化道路的重要內容。

　　從筆者這幾年用實證經濟學方法研究各國數據的結果來看，一國全部企業中，99.5%以上是中小企業；企業從業人員與全部企業數量相除，企業平均勞動力規模為7—15人；一國65—80%的勞動力在中小企業中就業；隨著經濟發展的水平不同，一國每千人擁有的企業數量不同，發達國家一般在40—55個。這是一個經濟發展與企業數量和企業規模結構關系的客觀經濟規律。比如，日本1.25億人口，有660萬個企業，每千人近53個企業，80%的勞動力在中小企業中就業。

　　中國目前就業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資本有機構成低、容納勞動力就業多的中小企業與人口數量相比太少。中國目前在工商局注冊登記的企業數量在700萬個左右，有平均一戶為兩個從業人員的個體工商戶2000多萬(有學者和官員將其也算為中小企業，這是不對的，許多國家將其劃在自由職業者范圍)，就是將其按照世界性的平均每個企業從業人員10人左右水平，可折算為200多萬個中小企業，因此，中國企業總量不到1000萬個，每千人平均企業數量不到8個，比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低10個左右。因此，從近期和長期來看，從根本上解決民生之本的就業問題，建設安居樂業的小康社會，需要高度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鼓勵創業，爭取2020年時，每千人企業數量達到30個左右。為了將執政為民、解決民生問題落到實處，一是工商管理部門要簡化創業的注冊登記審批手續，盡可能減少注冊登記前的前置審批，縮短注冊登記時間，降低企業登記的資金門檻，放開企業準入的行業領域，改項目投資審批制為備案制，給創業興辦企業創造一個寬松的體制和政策環境。二是減免稅費，特別是杜絕各部門從企業中收的各種不合理和不合法費項，減輕企業的運營成本和稅費負擔。三是減少各部門對企業的隨意干預、隨意檢查、隨意罰款，使企業有一個正常的經營環境。四是金融機構要調整怕風險和惜貸的觀念，積極尋找風險小、收益好的中小企業貸款，并幫助中小企業找項目、搞好經營，使銀行和中小企業雙盈；發展中小銀行，并大力發展中小企業貸款擔保體系，分散銀行的貸款風險；建立中小企業呆壞帳核銷準備金制度，化解中小企業貸款風險。五是保護中小企業財產，形成中小企業服務體系。

　　二、在促進城市化和人口流動中提高農民收入

　　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提高城市人口的比例，繁榮農村經濟要推進城市化，并且大中小城市和城鎮要協調發展。近來中央有關領導講話和中央有關文件多次提到和強調不能歧視農民工進城務工，要維護進城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有序和健康轉移，從而增加農民的收入。

　　從世界各國來看，中國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資源水平很低。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俄羅斯、法國、英國、巴西、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分別為1866、1470、827、423、290、245、55、20、15和10畝。中國平均農業勞均耕地為5畝，除去黑龍江、新疆等地，勞均不到3畝，長江以南勞均1畝左右。耕地規模小，加上65%的人口搞農業供35%的城市人口消費，內部調整產業結構效益并不顯著，甚至一調就供過于求。雖然結構調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農業收入，但不是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根本出路。

　　從這幾年農民收入構成的情況看，增收的越來越多部分來自于非農業收入，其中大部分來自于農民外出務工收入，占農民增收部分的50%以上。目前，外出務工的農民勞動力近1億，如果按照每人平均年收入6500元計，創造國民收入6500億元，相當于2002年農業創造14000億GDP的46%。每個務工農民按3500元收入郵回和帶回農村，從城市郵回和帶回農村的收入達3500億元，是國家向農業投入各種經費總和的10倍以上，其中從東部地區務工郵回和帶回中西部的收入，占農民務工郵回和帶回農村總收入的80%以上。據筆者測算，到2020年，按不變價計算，在家農民僅靠農業和農村其他收入，人均收入只能達到6000元左右；而到城鎮務工的勞動力及其家庭，人均收入可以達到18000元左右。到2020年出外務工的農民工將達到2億，從中西部到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和福建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將達7700萬，2003—2020年間，在東部務工的中西部農民，按不變價格計算，可累計給中部地區郵回和帶回5萬億收入，給西部地區郵回和帶回3.2萬億收入。另外，農民工進城市務工，可以抑制城市工資水平的過快增長，使我們在對外貿易中保持較長時期的勞動密集和低成本競爭優勢。因此，城市化、人口流動和農民工進城市務工，既是未來二十年左右提高農民收入、控制城鄉差距不拉得太大的主要方式，也是控制住東中西地區之間差距不要拉得過大的重要辦法。

　　就對農村和農業本身如何發展來看，思路也在不斷地調整，使其符合經濟規律。一是從分散經濟向集中經濟轉變，將一些不適于人類居住地區的農業人口遷移，將小的分散的村子集中為較大的村子，撤鄉并鎮，使投資農村和農業的成本降低，效益提高。二是從輸血型的救濟性扶貧，轉變為造血型的開發性扶貧，以工代賑，為農民提供小額扶貧貸款。三是重視農業區域中中心鎮的建設和發展，在農村形成農業產品加工、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業產品集散、工業品銷售等中心，成為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增長極。

　　以促進城市化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為中心，中央在農村還采取了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取消各種不合理收費，逐步減免農業稅和農林特產稅，改革鄉鎮體制，精簡鄉村組織機構和人員，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農業的基礎設施、教育和衛生等投入，初步建立農村公共醫療體系，改革糧食收購體制，糧食補貼直補農民，推進農業產業化等一系列措施，減輕農民負擔和增加農民收入。在城市中，采取了清理各種歧視農民工務工的法律和法規，取消和減免各種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收費，放開各行業對農民工就業的限制，對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打擊一些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欺詐農民工錢財和體力的不法行為，促使一些企業為農民工提供安全和較好的工作和居住條件，逐步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把維護進城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和提高他們的收入，從政策上落到實處。

　　三、關注人民疾苦，建設一個溫暖和安全的社會保障網

　　胡錦濤同志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對群眾生產生活面臨的這樣那樣的困難，特別是對下崗職工、農村貧困人口和城市貧困居民等困難群眾遇到的實際問題，一定要帶著深厚的感情幫助解決”。21世紀的頭20年，是從工業化前中期向工業化后期邁進的過程，是一個農村和農業社會向城市和工業社會急劇轉變的階段，也是一個體制改革更加深入的時期。期間，我們將面臨和需要解決轉型中一些復雜的影響部分人民群眾利益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

　　據筆者測算，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如果達到60%，將有6億城鎮勞動力，失業率按照4%的水平，會有2400萬失業勞動力，屆時因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村也還仍然有近1億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城鎮老年人口將達到14000萬人，農村將達到9300萬人；城鎮低收入和貧困戶按照4%的發生率計算，那時全國城鄉還會有5800萬低收入和貧困人口，而且城鎮貧困人口規模會隨著城市化的進展而增加。因此，重要的是，要防止城鄉、地區和居民間收入差距拉得過大，在減少農村貧困人口的同時注意農村貧困向城鎮轉移，形成一個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資金可持續運轉、不同方式結合、覆蓋面較廣的社會救濟和保障體系；并且，征收所得稅、遺產稅、利息稅，創業稅收優惠，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提供公共產品等方式，來縮小貧富的城鄉、地區和居民間差距。

　　首先，化大力氣建設失業、養老和大病統籌等社會保障體系。將更多的企業和事業單位納入這幾項資金的征繳范圍，特別是要逐步給在城鎮務工的農民工建立有關養老和醫療社會保障；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國有資產出讓變現，發行債券和彩票等多種方式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發展商業性的養老和醫療等保險，社會統籌保障與商業保險相結合；加強對社會保障資金和商業保險機構的監督和管理，降低管理成本，努力使資金保值增值，嚴厲打擊貪污、挪用行為，防止浪費，提高社會統籌層次，實現社會發放，管好用好社會保障和商業保險資金。

　　其次，在有條件的省市，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并且隨著農村的發展，逐步擴大農村建立社會保障的區域；先難后易，先建立農村醫療保障部分，再逐步形成養老等保障體系；改革土地征用和補償制度，將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看成是農民保障的基礎，土地征用和交易與農民的社會保障掛鉤。并且，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隨著城鎮人口增多和農村人口減少，隨著財力的增加，加大對農村醫療衛生、義務教育、基礎設施等等的投入。

　　再次，逐步建立和完善城鄉低收入和貧困人口的低保、救濟和援助體系。一是通過所得稅和遺產稅的累進征收，籌集財政資金，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對城鄉因病、因殘、因年老孤寡、因離婚、因子女上學等致窮的生活困難居民實行一定的救濟和低保。二是發展各種民間慈善機構，調動民間濟貧救困、助學助殘等方面的積極性，接受國外、港澳臺的各種捐助，形成一個一方有難，多方關心的社會氛圍。三是政府有關部門、有關法律機構在法律、就業等方面對低收入勞動者進行維權、培訓、提供事業性就業崗位等援助和幫助，使他們在維護自己合法權益、提高就業能力和獲得工作機會等方面，得到國家的切切實實的關心。

　　文章最后指出，2020年時，中國能不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解決就業，提高農民收入，控制城鄉、城區和居民間貧富差距，是三大關鍵性的難題。因此，需要踏踏實實，勤奮工作，在以上三個方面進行艱苦的努力，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的愿望、滿足人民的需要、維護人民的利益”，才能執政為民，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落在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