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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管理曾經出現的混亂，以及它造成的一定數量的艾滋病訴訟，已經讓中國人對輸血用血心生恐懼

　　本刊記者/劉志明

　　8月1日是孫愛鴻39歲生日。跟往年不同的是，這個生日得在官司中度過。

　　兩起艾滋病官司，兩個艾滋病家庭

　　判決早在不久前拿到，河南省鞏義市法院認定，孫愛鴻因8年前的一次手術而感染艾滋病病毒，在那次手術中，鞏義市人民醫院為她進行了一次輸血。

　　法院判令當事醫院賠償孫26.8萬元。醫院不服提起上訴，二審還未開庭。

　　患上艾滋病，對孫愛鴻無疑是極大的打擊。更讓她難以承受的，還是周遭親友的態度。在當地人眼里，艾滋病不僅是一種無藥治的傳染性疾病，更是一種“風流病”。孫愛鴻被迫搬回父母家里 她無法在公婆家呆下去，相熟的人見了她就躲閃，婆婆更是經常當著她的面往地上猛啐。

　　事情發生在2000年6月，孫突然長時間地發燒、咳嗽，她先后到幾家醫院接受治療，但病情仍得不到有效控制。2002年9月23日，孫愛鴻在鄭州一家醫院做檢查時，醫生在她身上看到了手術留下的刀口，便問她是否輸過血。孫猛然憶起，1995年3月，她曾在鞏義市人民醫院做引產手術，手術引起大出血。因失血過多，醫生當時給她輸了一袋血清，血壓升高后，又給她輸了2000CC血漿。

　　孫愛鴻接受醫院的建議，到河南省衛生防疫站做HIV檢測。幾天后，結果出來：HIV呈陽性。

　　孫父60多歲了，女兒在鄭州住院期間，他一直守在一旁悉心照顧。三個女兒中，愛鴻是長女，兩個妹妹都是啞巴。8月2日，在記者到他家的前一天，老人剛從曾經服役過的新疆某部隊回來，討得一紙安置證明(從前未予安置)，以期得到安置費，“有錢給女兒治病，救女兒的命。”

　　孫愛鴻對終審判決滿懷期待，她固執地認為這是她洗清冤屈的惟一途徑。孫顯然很看重這起官司：“這能證明我的作風沒有問題。”

　　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是一家艾滋病專科醫院，孫愛鴻曾在這里接受治療，她得以認識同病相憐的許楚楚。與孫愛鴻一樣，許楚楚也是因生產需要輸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也在打艾滋病的官司，她在西華縣法院的一審中勝訴，她的被告也不服，已提起上訴。8月6日，許楚楚的官司將在周口市中級法院再次開庭。

　　與孫案不同的是，被許楚楚告上法庭的被告有三個：其中包括周口市衛生防疫站。

　　把周口市衛生防疫站也列為被告，許楚楚丈夫的理解是，楚楚在周口市人民醫院輸血時，是按照醫院意見，拿著醫院開具的“派血單”到紅十字會血站買的血，而紅十字會血站是周口市防疫站的下屬單位。

　　楚楚已是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的常客。她與孫愛鴻在這里相識，成為朋友，她們至今保持互通電話，向對方述說官司的進展。在這里，她們還有共同的相知 三門峽某地的一個小男孩，同樣因貧血在當地輸了200CC的血，結果感染艾滋病病毒。

　　據說小男孩也在打官司，一審也贏了，后來的情況無人知曉。

　　盡管事隔多年，但當時的證據——包括先后兩次的住院單據、輸血單據，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單據，現在都在楚楚丈夫手里，這位個性堅強的男人說，這是這個艾滋病官司能夠被立案且一審獲勝的重要原因。

　　駐馬店：艾滋病官司暫緩立案

　　井柏森，1994年12月15日生，在出生后不久，因臍帶發炎住進駐馬店人民醫院接受治療。據小柏森的母親范含丹回憶，在治療過程中，醫生說要給孩子輸點血漿，當時醫院沒有血漿，范便到駐馬店159醫院血站買來血漿。第二天還要輸，范又到駐馬店中心血站去買。

　　2000年1月11日，小柏森在駐馬店人民醫院檢查出艾滋病。第二天，孩子離開人世。

　　2000年4月3日，母親范含丹把駐馬店159醫院、中心血站及駐馬店人民醫院告上法庭。5月30日，駐馬店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此案。但蹊蹺的是，至今三年，法院一直未下判決。

　　在這三年時間里，范含丹多次找法院交涉，但沒有結果。她問法官：南陽、平頂山等地的一些類似的案子都能及時判決，為何只有駐馬店例外？法官回答：駐馬店與其他地方不一樣。再問，法官說：“此類案子，都得壓住，要等上級研究。什么時候下判決，我們也不清楚。”

　　同一個城市，張一萍的女兒劉丹丹的艾滋病訴訟案則根本不予立案。

　　劉丹丹是在一次意外中從房頂摔下，被送到新蔡縣醫院。當時丹丹很清醒，也沒有失血，只是一天未進食。醫生說小孩沒吃飯，要輸血來增加營養，于是就給丹丹輸了一袋血漿。那時小丹丹才四歲零三個月。

　　之后，劉丹丹的身體變得極差，2000年12月以來，發燒不斷。2001年5月，小丹丹在鄭州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悲痛中的張一萍決定提起訴訟，但駐馬店中院卻不予立案。法院對她說，這是上級法院的規定。張多次通過律師與法院交涉，無果。

　　駐馬店市中級法院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河南省高院曾向駐市中院下了個通知，對這類艾滋病官司暫時不予受理。知情人稱，這一通知下發已幾年，仍沒有撤。

　　張一萍認為，法院不予受理原因有二：一是駐馬店地區艾滋病訴訟案太多，大門一旦打開，難以招架；再則要維護當地的形象。

　　2002年3月16日，丹丹在痛苦中死去。

　　輸血恐懼：為何不能保證血液安全

　　輸血，無疑成了一把“雙刃劍”，它在挽救生命的同時，也會制造殺機。

　　“采血、輸血一定要規范，必須嚴格按照程序來做，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血液安全。”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戴志澄教授說。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每年只有約20%至80%的衛生系統能夠提供安全和充足的血液。超過一半的國家沒有對獻血者獻出的血液進行徹底檢驗，導致很多人在接受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肝炎、瘧疾和梅毒等疾病。

　　幾位接受采訪者，自身或其家屬輸入帶HIV病毒血液的時間，都發生在1995年前后。據她們介紹，那個時候，當地對血液的采集是極其混亂的，根本無法在源頭上保證血液安全。

　　在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許楚楚病房的隔壁，住著一位不到30歲的艾滋病患者。他是個農民，曾賣了80多次血，幾年時間下來，竟用賣血的錢買了一輛車。即使在被檢測出患有肝炎后，他仍未停止賣血。

　　鞏義市人民醫院中心血站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1995年該醫院輸往孫愛鴻身上的血就是醫院在當地自行采集的。按當時的相關規定，各縣市都可以建血站自行采集血液。

　　血液的管理曾經出現的混亂，以及它造成的一定數量的艾滋病訴訟，顯然讓人們對輸血用血心生恐懼。一位鞏義市民告訴記者：“現在對輸血怕得要命，就是連打針都感到害怕。”而在記者采訪所及的河南鞏義、駐馬店等地，持這樣的心態者并非少數。

　　在有“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之譽的河南省退休婦科醫生高耀潔教授看來，即使是在《輸血法》出臺之后，在某些地方，采供血混亂的現象仍舊存在，而且這種現象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危害性后果。

　　商丘農民邸穎甚至是那種現場抽血現場輸血的受害者。兒子邸伉伉因急性壞死性腸炎需要輸血，鄉村衛生院醫生林芳茂建議說，庫存血液存放時間長，質量差，遠不如立刻從人身上抽的好。邸穎同意后，林芳茂瞬間打電話招來“血源”——農民壽小軍，光棍，常到江蘇徐州、山東單縣、安徽蕭縣一帶賣血——給孩子輸血。

　　在林的幫助下，壽小軍的血液汩汩地流淌在邸伉伉的身上、血管里，最終帶來了艾滋病和死亡。

　　(文中部分艾滋病人和家屬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