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3月26日電 科學研究走向職業(yè)化的同時，會不會也就意味著某種無可奈何的平庸化呢？牛頓和愛因斯坦的高度個人英雄主義的奇跡，是不是就要成為絕響了呢？

　　新出版的中華讀書報披露了愛因斯坦的真實歷史故事，并且引述專家的觀點對是否還可能出現(xiàn)愛因斯坦奇跡進行了探討。

　　——愛因斯坦墮入情網(wǎng)

　　1895年秋，16歲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投考蘇黎世綜合技術(shù)學院，不幸名落孫山，他不得不進入瑞士的一所補習學校(那時就有“高考復(fù)習班”了呢)。1897年他才如愿以償，考進了蘇黎世綜合技術(shù)學院。該校被認為是當時歐洲最好的學校之一。

　　在大學里，愛因斯坦很快就和女同學米列娃墮入情網(wǎng)。米列娃生于奧匈帝國的官宦之家，從小就有才女的聲望，她在男校讀完中學，和愛因斯坦同年進入蘇黎世綜合技術(shù)學院。米列娃比愛因斯坦年長，腳又有一點跛，更要命的是，她不是猶太人，因此愛因斯坦和她的戀情遭到愛因斯坦父母的強烈反對，愛因斯坦和他們發(fā)生了幾次嚴重爭執(zhí)，他被母親“怒斥”，不得不“悲憤地妥協(xié)”。然而1901年，米列娃已經(jīng)珠胎暗結(jié)，她回到父母家生下了孩子(一個女兒，可能不久就夭折了)。再回到蘇黎世綜合技術(shù)學院時，她未能通過畢業(yè)考試，當然也就無法得到文憑——這是一個典型的女大學生早戀并婚前懷孕而導(dǎo)致學業(yè)失敗的悲慘故事。而愛因斯坦已經(jīng)在1900年拿到了這所名校的畢業(yè)文憑。

　　可是文憑并未能讓愛因斯坦獲得學校的助教職位，他只好到處打零工，晃蕩了兩年工夫，直到1902年6月，經(jīng)一位同學的父親推薦，才在伯爾尼專利局獲得一份三級技術(shù)鑒定員的工作，年薪3500法郎。任務(wù)是鑒定新發(fā)明的各種儀器，其中主要是機電產(chǎn)品。這項工作對于愛因斯坦來說，倒是有點駕輕就熟，因為他出生于一個“機電之家”，他父親就從事電氣行業(yè)，他叔叔還曾發(fā)明過一種電動機。

　　這一年愛因斯坦的父親去世，愛因斯坦與家人的關(guān)系逐漸好轉(zhuǎn)，他對米列娃畢竟沒有始亂終棄，1903年和她結(jié)了婚(但是這場沖破重重阻力贏得的婚姻并未能白頭偕老，1914年他們黯然離婚)。米列娃沒有文憑，因而也就無法找到工作，次年長子漢斯又出生了。相當沉重的家庭負擔，使得這位專利局的年輕職員那幾年的生活看起來頗有點潦倒落魄。

　　一個專利局的小職員，當然沒有機會與當時的主流科學家來往。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只有幾個青年朋友，最重要的是哈比希特(Habicht)和索洛文(Solovine)，還有哈比希特的一個小弟弟。這一小群年輕人經(jīng)常在工余和課后聚首，一起散步，或在寓所一起閱讀、座談。

　　他們研讀的哲學和科學著作有：斯賓諾莎、休謨的著作，馬赫、阿芬那留斯、畢爾生的著作，安培的《科學的哲學經(jīng)驗》，物理學家亥姆霍茲的文章，數(shù)學家黎曼的著名演講《論作為幾何學基礎(chǔ)的假設(shè)》，戴德金、克利福德的數(shù)學論文，彭加勒的《科學和假設(shè)》，等等。

　　他們也不是“重理輕文”的——他們還一起讀過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作品、狄更斯的《圣誕故事》、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以及世界文學中許多別的經(jīng)典作品。

　　一起閱讀的樂趣在于思想的交流，這群年輕人被這種樂趣迷住了，雖然清貧，但是他們充實而幸福，感到“歡樂的貧困是最美好的事”。他們將這難忘的幾年命名為“不朽的奧林匹亞學院”。

　　——“愛因斯坦奇跡年”

　　然后，驚人的奇跡發(fā)生了。

　　1905年一年內(nèi)，26歲的愛因斯坦發(fā)表了5篇劃時代的科學論文——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創(chuàng)立狹義相對論的《論動體的電動力學》和《物體的慣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關(guān)嗎？》。相對論的創(chuàng)立，徹底改變了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其偉大意義，在整個科學史上，只有牛頓之創(chuàng)立萬有引力理論可以與之相比。這一年因此被稱為“愛因斯坦奇跡年”。

　　科學史家很容易想到，將愛因斯坦在伯爾尼的這幾年，與牛頓因躲避瘟疫而離開劍橋到故鄉(xiāng)度過的那幾年(1665～1667年)進行比較。牛頓在那幾年中，得出了微分學思想，創(chuàng)立了萬有引力定律，還將可見光分解為單色光，在數(shù)學、力學、光學三個領(lǐng)域都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而1905年愛因斯坦在布朗運動、量子論和狹義相對論這三個方面作出的貢獻，任何一個都足以贏得諾貝爾獎。這確實是交相輝映的兩個“奇跡年”——這個拉丁語詞(annus mirabilis)原本就是用來稱呼牛頓的1666年的，后來也被用來稱呼愛因斯坦的1905年。

　　一個根本沒有進入當時主流科學共同體的小職員，憑什么能創(chuàng)造這樣的奇跡？一小群年輕人，三年的業(yè)余讀書活動，為什么竟能孕育出“愛因斯坦奇跡年”？

　　愛因斯坦后來多次表示，如果他當時在大學里找到了工作，就必須將時間花在準備講義和晉升職稱的論文上，恐怕就根本沒有什么閑暇來自由思考。他在逝世前一月所寫的自述片段中，說得非常明確：

　　鑒定專利權(quán)的工作，對于我來說是一件幸事。它迫使你從物理學上多方面地思考，以便為鑒定提供依據(jù)。此外，實踐性的職業(yè)對于像我這樣的人來說簡直是一種拯救：因為學院式的環(huán)境迫使青年人不斷提供科學作品，只有堅強的性格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流于淺薄。

　　也就是說，奇跡來自自由的思考。

　　楊振寧曾對青年學生說過，應(yīng)該“經(jīng)常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才有望在科學上有所建樹。愛因斯坦在伯爾尼那幾年間的故事，可以有力地證實楊振寧的說法——相對論就是“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所產(chǎn)生的最輝煌的結(jié)果。當然，要創(chuàng)造愛因斯坦的奇跡，天才的頭腦也是不可或缺的。

　　——愛因斯坦奇跡將成絕響？

　　那么愛因斯坦在1905年創(chuàng)造的奇跡，對今天而言還有沒有現(xiàn)實意義？比如說，今天中國的一個年輕人，還有沒有可能像愛因斯坦在1905年那樣創(chuàng)造奇跡？

　　如今中國大學里的職稱晉升、年度考核及成果指標之類，已經(jīng)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災(zāi)難性的”，其壓力恐怕遠大于愛因斯坦當年的學院環(huán)境。當年愛因斯坦就認為“只有堅強的性格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流于淺薄”，那如今要怎樣的性格才能“不流于淺薄”？還會有幾個人有足夠的閑暇去自由思考？

　　那么在學院之外的年輕人，比如說大學畢業(yè)后沒有進入高等院校或科研機構(gòu)，而是進了某個公司當小職員，但又愿意“經(jīng)常思考最根本的問題”，也有二三好友一起讀書討論，有沒有可能創(chuàng)造奇跡？

　　從理論上當然不能絕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是人們都知道，這種可能性肯定是微乎其微的。除了個人的天賦因素之外，還有許多原因，比如，當時正值物理學偉大變革的前夜，那群年輕人從他們所能閱讀到的科學文獻中，有機會接觸到當時“最根本的問題”(比如上面提到的黎曼的演講和彭加勒的著作)；而如今是不是這樣偉大變革的前夜呢？恐怕很難得出肯定的回答。對一個業(yè)余愛好科學的年輕人而言，當下的科學論文中的99.99%都將是平庸而匠氣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如果這個年輕人也硬要“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極大的可能是被學者們視為“胡思亂想”、“空談臆想”；如果他也鼓起勇氣將他的思考撰寫成學術(shù)論文，那要在科學刊物上發(fā)表將是極其困難的——如果不是絕不可能的話。

　　牛頓和愛因斯坦的這兩個“奇跡年”有著許多相同相似之處。在《愛因斯坦奇跡年》一書的導(dǎo)言中，主編施塔赫爾(John Stachel)比較了這兩個“奇跡年”的多項異同，但是有一個看來非常重要的共同點，卻完全沒有被注意到，這個共同點也是經(jīng)常被后來的科學家們有意無意忽略的，那就是——牛頓和愛因斯坦創(chuàng)造奇跡時都沒有用過一分錢的“科研經(jīng)費”！事實上，科學史上有許多偉大發(fā)現(xiàn)，都是在不用國家一分錢的狀況下完成的。而如今那些用掉了納稅人千千萬萬金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與萬有引力和相對論比起來，絕大多數(shù)顯得多么平庸、多么匠氣、多么令人汗顏！

　　從牛頓的“奇跡年”至今已經(jīng)300余年，愛因斯坦的“奇跡年”至今也將近百年。如今科學研究的建制化、職業(yè)化，已經(jīng)高度成熟，已經(jīng)牢不可破，甚至已經(jīng)天經(jīng)地義了——今天人們普遍認為，一個人如果不進入科學的體制之內(nèi)，那他基本上就不可能從事有效的科學研究，充其量只能是“民間科學愛好者”。

　　但是，職業(yè)化的同時，會不會也就意味著某種無可奈何的平庸化呢？牛頓和愛因斯坦的高度個人英雄主義的奇跡，是不是就要成為絕響了呢？在未來的某個年代，還有沒有可能出現(xiàn)第三個“奇跡年”呢？(江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