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7日電 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魏杰認為，中國的政企關系面臨“十大轉變”。北京日報今天在其“理論周刊”中發表魏杰的觀點。

　　魏杰指出，與以往中共的會議報告相比，十六大報告第一次沒有把國有企業作為一個標題提出來，而是探討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這實際上是從更高的層次來考慮企業的問題，即重新界定政府和企業的關系。

　　魏杰認為，與原來相比，未來政府與企業關系將出現如下新的轉變——

　　第一，政府不再作為對企業進行資源配置的主體。

　　資源配置的主體是市場，不是政府，即便有一些資源需要政府配置，政府也不能采取行政的方式，而要采取市場的方式。一般人認為有三種資源政府還要統一配置：土地、公共建設項目、政府消費。三者都要采取市場化的方式：土地不能批給，必須拍賣；公共建設項目不能審批，而要招標；政府消費必須走向政府采購。

　　第二，政府不再是企業制度設計的主體。

　　企業制度的設計主體應是企業本身，政府主要職責是搞好企業外部環境。“公司法”應修改，本該企業做的事，卻在由政府做，這必須改變。

　　第三，政府不能再作為國有產權的代表存在。

　　政府作為國有產權的代表存在，會導致有的企業有政府背景，有的企業沒有政府背景，這是一種不公平競爭。

　　第四，政府對企業剩余的收取要有服務意識。

　　所謂剩余的收取，就是收稅、收費。政府到底收多少稅和費，要由政府提供的服務決定。2001年好多企業反映稅率太高，但最終稅率依然居高不下，其理由是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很快，這引起全世界的嘩然。因為任何國家稅率調整都不是根據國民生產總值變化，而是根據服務好不好來收。中共十六大報告對此作了清楚的界定。

　　第五，政府對企業的擠出效應必須受到約束。

　　政府和企業都在投資，在投資項目一定的條件下，政府投得多就把企業擠出去了，這就是擠出效應。一般來說，政府應提供公共產品，商務投資應交給企業來做，不收費的項目政府才可以干，否則無法處理好政府與企業的關系。

　　第六，政府最終是為企業服務的。

　　政府是公共部門，是為企業服務的，如果這個關系界定不清楚，企業就難以快速發展，全面小康社會也很難實現。現在，好多政府部門都沒有轉變過來，它就是喜歡管企業，這是不行的。我們要接受政府是服務性組織的觀念，中共十六大報告反復強調的一點就是：政府的職責是服務于企業。

　　第七，政府對企業的管理應改為備案制度。

　　政府應主要制定準入的條件，誰符合條件誰就進，而我們現在是審批制度，所以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要進一步嚴禁繁冗的審批制度，大量的政府審批項目要取消，推廣備案制度。

　　第八，政府和企業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兩大平等主體。

　　政府是依法管理，企業是依法經營，都是以法律為基礎，沒有誰領導誰的問題，是構建在法律基礎上的兩大活動主體，這一條很重要。現在政府對企業的干預還是太多，導致政府官員自己也很累，連休息日都沒有，但該干的事沒有干，而且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發展。

　　第九，不具有司法權力的政府行政機構，不能查封企業的財產。

　　政府機構分兩種：一種具有司法權力，另一種則沒有。沒有司法權力的政府行政機構，不能隨便查封企業的財產。我的印象中，人大賦予此權的司法機構就是海關、警察等司法部門，工商稅務都沒有這方面的權力，這是原則問題。不能給政府行政部門過多的司法權，這非常重要。

　　第十，企業對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訴訟權。

　　如果政府干預出了問題，企業完全可以起訴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訴訟權。這是世貿組織對中國的必然要求。

　　魏杰認為，以上轉變對中國企業的發展，會有非常大的促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