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友叫老六，結婚已七年，夫妻恩愛得深，前幾日心血來潮，夫妻二人來到一個酒吧，喝著喝著不知誰提議，“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你會選擇對方嗎？”請把答案寫在紙上。到底是夫妻了一場，兩人答案一樣：“不會”。

　　后來見到二人，又說起這事，我說：“你們活得很真實。”

　　老六說：“不能否認，2002年的我已經不是1995年的我。2002年的她也不是1995年的她了。”

　　人都是在變的。

　　聽說中年男人有三大喜事：升官、發財、死老婆。升官發財人人都喜歡，人到中年后機會肯定更多一些，不過，死老婆——咒恩愛多年的妻子，未免惡毒了點，其實死老姿的言外之意是肆無忌憚地搞些風流韻事，所以更人道一點，更直接一點、三大喜事倒不如說“升官、發財、婚外戀”！

　　是啊，中年男人，正是花樣年華、不幼稚不狂熱、既擁有才干與學識，又能從容理智地審時度勢。這種心理上的成熟、成就其中一部分人在亨業上嶄露頭角，在人生舞臺上導演出一幕幕精彩迭起的戲劇，但足家里呢，孩子大了，太太老了，無聊的時候多了，所以“十個男人八個賤，還有兩個婚外戀。”

　　燦爛的戀愛，平淡的婚姻，刺激的婚外情，是一種自然的惡性循環。沒有多少人能承受在談情說愛時的轟轟烈烈，蜜月期過后就一潭死水，所以婚外情成了不是出路的出路。

　　婚外情古已有之，《詩經》中，齊風，南山，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翻成白話說是：“魯國的大路平平坦坦，文姜(齊子)由這條路嫁給了魯桓公，既然嫁給了魯桓公，為什么她還要想著別人呢？”

　　這說的是一段風流事。齊子，也就是文姜，她是齊襄公的妹妹，嫁給了魯桓公、但又和齊襄公私通。

　　沒有一種文化中不存在婚外情，沒有一種文化標準或準則能夠杜絕婚外情現象。人類對婚外私情的偏好似乎是本性對文化的勝利。

　　“你們應該有婚外情！”

　　在1805年的圣經版本中，由于一位印刷工人的不慎造成失誤，這版圣經被稱為是邪惡的圣經。

　　難道這是一句讖言？從世界各地的傳記和小說中我們不難發現，在所有時代，所有人種和種族之間，已婚男人和女人的非婚姻性生活表明這是人類欲望的一種普遍現象。

　　圣經里還有這樣一個故事：

　　文士和法利塞人帶著一個行淫(婚外性行為)時被拿的女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對耶穌說：“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這樣的婦人要用石頭打死。夫子，你說該把她怎么樣呢？”耶穌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不停地問，耶穌就直起腰來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說完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那些人聽到耶穌的話，從老的到少的一個一個全都走了，最后只剩下耶穌和那位婦人。耶穌直起腰來說：“婦人，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婦人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酥也寬容，于是，在西方文學名著中，婚外情的故事成了很多經典，法國的《紅與黑》、《茶花女》、《包法利夫人》，俄國的《安娜·卡列尼娜》，美國的《紅字》，英國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紅與黑》是寫婚外心理活動的名篇：“于連的出現把德雷納爾夫人嚇得魂不附體，很快地她又受到最殘酷的恐懼的折磨。

　　于連的眼淚攪得她心亂如麻。甚至到了再沒什么拒絕于連的時候，她也懷著真實的憤怒心情把他推得遠遠的，接著呢，又投入了他的懷抱。她這樣做并沒有什么明顯的意圖。她相信自己已被罰入地獄，毫無赦免的希望，她不斷地給于連最狂熱的撫愛，企圖以此逃避地獄的幻影。”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本書在八十年代還是禁書，當時千方百計找來看，還是盜版的，錯字連篇，也沒看出個所以然。

　　說起《安擲·卡列尼娜》，不能不說說戴安娜，戴安娜在接受電視采訪時勇敢地承認了自己的婚外情，盡管幾個月前查爾斯先承認他有情婦，但傳統觀念對男人總是寬容的，而對女人“不貞”卻存在偏見。身為王妃這樣做需要很大勇氣，戴安娜簡直就是小說里的人物，她和安娜·卡列尼娜太像了：同樣的貴婦人，同樣的美麗，同樣的婚姻不幸，同樣的叛逆，同樣的追求純粹意義上的愛情，同樣的愛兒子，同樣的敢于揭露上流社會的虛偽、公開自己的戀情，同樣的為傳統勢力所不容，同樣的悲劇結局—風華正茂、香消玉殞，不同的只足一個臥軌自殺，一個車禍身亡。

　　如果你非說這是小說家杜撰的東西，好，按照文學來源于生活的原理，這些文學作品反映的一定是典型的西方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方式，在生活中，你可以找到原型。

　　遠的不說，你看克林頓，貴為總統，婚外情的事也搞的滿世界風雨，一場官司就花了幾百萬美元，獨立檢察官那邊也破費不少。媒體最高興，像是進入了狂歡節。女主角萊溫斯基更是賺了個缽滿盆滿，肥得流油。老百姓又多了些茶余飯后的談資，算得上皆大歡喜(希拉里也不虧，憑同情就撈到許多政治籌碼，比卸任的丈夫還搶手)。

　　到了二十世紀，西風東漸，小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張愛玲在上個世紀的上海灘上呆得久了，自然也受到影響，她以《紅玫瑰，白玫瑰》中說：“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成了墻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用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飯粘子，紅的卻是心口上的一顆朱砂痣。”

　　得不到的總是最珍貴的，“飯粘子”和“朱砂痣”，恐怕是形容婚外情的最絕妙的比喻了，令人拍案叫絕。

　　到了二十世紀末，也有女人學張愛玲，生活在上海，有的也穿旗袍，打扮的像張愛玲一樣，還寫小說，可惜文字實在不行，過眼煙云。

　　女人在男人眼里就好像祖國名勝，沒去過時總想去，苦于或無精力或無財力，一但條件具備去了，回來，就再也不想去了。看來錢和閑是婚外情的兩個必須條件，西門慶說不止這兩個，是五個：“潘驢鄧小閑”：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青春少小；第五要有閑工夫。這套西門慶版的“ISO9000”標準用到現在不太合適，比如驢大行貨，那是古人科技落后，知識貧乏造成的，現在這個好辦，出了問題請偉哥出馬就是。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是男人的世界，三妻四妾，比如剛才說到的潘金蓮和西門慶，在《水滸》里，頂多是婚外性關系，在《金瓶梅》里有點那個意思，但《金瓶梅》是個另類，以它為例不大好說，還是看看《紅樓夢》吧，《紅樓夢》第六十五回：“賈二舍偷娶尤二姨，尤三姐思嫁柳二郎。”璉二爺被鳳姐姐管的太緊，就跑到東府賈珍家里娶發尤二姐，還是偷偷摸摸的，“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已，一并搬了與二姐收著，又將鳳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邊衾內盡情告訴了她，只等一死，便接她過去，二姐聽了，自是愿意。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鳳姐姐厲害是厲害，萬萬沒想到老公在隔壁就包起了“二奶”。

　　唐朝是個例上，社會思潮和風尚決定了唐代文人的浪漫情調。就連與妻子情愛甚深的白居易也有樊素、小蠻等侍婢。他在杭州做官時天天攜妓游玩，這種縱情使宋朝人感到詫異，議論道：“為見當時郡改多暇，吏議甚寬，使在今日，必以罪聞矣。”

　　宋朝可能對這種事管的嚴格些，出了個陳世美，當了駙馬就忘了家里的老婆，結果被包公鍘了。

　　版本不大一樣，情節八九不離十，話說北宋什么什么年間，陳世美辭別父母妻兒，上京赴考，得中榜首。他貪圖前程，隱瞞婚史，被招為駙馬，在京城中享受榮華富貴，日后，發妻秦香蓮找上門來，不想陳世美不念舊情，逐之出府。宰相王延齡聽說后召香蓮談話，并邀請陳世美來吃飯。席間，香蓮唱曲以諷陳世美，誰知陳世美假裝不認識，宰相一怒之下，讓香蓮到開封府狀告陳世美。陳世美一不作二不休，派家將去追殺妻兒。家將得知事情真相后，放了她們，自己抹了脖子。秦香蓮告到包公那里，老包先禮后兵，請陳世美來，勸他夫妻二人恢復舊好，被陳世美拒絕。于是，黑老包不顧國太和公主攔阻，將陳世美的腦袋鍘了。

　　陳世美死的冤，宋代沒有一夫一妻制，重婚應該不是問題，關鍵是要喜新不能厭舊。不過愛人小孩找上門來了，不該不理，殺妻滅口就更不對了。更在大家討厭陳世美，并不是因為他有了公主，忘了農村的大奶，大搞婚外情，而是因為他殺妻滅口太惡毒，所以千百年來為人唾罵。

　　如今，婚外情這個東西在中國，好像發展勢頭也很猛，《一聲嘆息》、《讓愛作主》、《來來往往》、《花樣年華》等，憑借電視、電影的廣泛傳播力，早已深入人心，不必多說。

　　大同小異的情節，更多的性的需要，更多的男性的眼光，不過比起新新人類筆下，情欲、性事成為動物性的吸引與交配，還是上幾個檔次的，同樣按照文學源于生活的原理，難道現在，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婚外情泛濫的時代嗎？

　　在北京，已經出現調查婚外情的公司，據說生意不錯，調查費用一般起價3000元，高則達到5000元。一名已有四年多從業經歷的“私人偵探”說，主要是對被調查者進行全天候跟蹤監視，伺機進行偷拍、偷錄、偷攝，再加上他們設法弄到的鄰居、居委會的有關證言，就足以證明被調查者有婚外情。

　　在廣州，作家梁曉聲曾面對1000多名女性，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請您談談對婚外戀的理解。”場內笑聲掌聲四起，梁曉聲娓娓而談：“現實告訴我們，大多數婚外戀結果都不好，當事人非常疲勞、非常累，有時甚至非常恐怖，是災難。”

　　即使是恐怖的災難，仍然有人前赴后繼。

　　婚外情有理由嗎？沒有理由嗎？

　　說不出理由，喜歡求刺激的人，往往會為了想改變一下一成不變的生活時，而躍躍欲試尋求冒險。并不是缺乏婚姻所帶來的性滿足，而僅僅只是為了生活的樂趣加分，以調劑他們平凡的生活或享受一時的快感。

　　按成龍的話說：“幾乎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

　　婚外情，是擋不住的誘惑，但家卻是避風的港灣。

　　用晏殊的《浣溪沙》來抒一下情吧：“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閑離別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來源：《中華文摘》 摘自：《中國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