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24日電 1月21日，資產超過8億的私營企業家、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副主席，他是以浙江省工商聯會長的身份當選這一職務的。中華工商時報今天的報道指出，私營企業家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演出才剛剛開始。

　　而在此前一個多星期，在重慶，同為私營企業家的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也當選為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這是私營企業家首次進入省級政協領導班子。尹的另一個身份是重慶市工商聯會長。

　　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從2002年7月起擔任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會長。這也是浙江省工商聯從1952年成立以來，第一次由新一代非公有制企業代表人士擔當“掌門人”。在去年的地方工商聯換屆時，一共有三位民營企業家當選為省級工商聯的會長。另一位是貴州神奇集團董事局主席、省工商聯會長張庭芝。當時即有分析人士說，這是私營企業家將登上政治舞臺的一個強烈信號。

　　最近陸續結束的地方兩會傳遞出的消息給上述判斷加了一個注腳。在中國首都北京市今年的兩會上，在新選舉產生的代表和委員中，新階層令人矚目。北京市十二屆人大代表中，僅民營企業家人數就有15人，大大超過上屆；市政協十屆委員中，非公經濟人士有47人，比上屆增加了17人。在上海、在遼寧、在河北、在青海……人們也都看到了同樣的情況。

　　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電文如此表述：“在中共十六大結束后的短短兩個月里，一批非公經濟人士迅速登上中國政治舞臺，其數量之眾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罕見。”

　　事實上，非公經濟人士活躍于地方人大和政協已經不是新鮮事。只不過在此之前，他們從來沒有擔任過省級職務。據全國工商聯的統計，在過去的五年中，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擔任縣以上各級人大代表的有9065名，擔任縣以上各級政協委員的有32025名。

　　更加樂觀的判斷是，在今年3月將召開的全國兩會期間，非公經濟人士也必然會是一道特殊的風景。

　　覺醒的階層意識

　　繼中共十六大上出現非公經濟人士代表后，新階層人物大量出現在中國全國各地各級立法機構和參政議政機構中，具有很強的現實和象征意義。

　　去年由著名社會學者陸學藝主持的一項研究即指出，私營企業主階層的階層意識在逐漸產生。報告認為，隨著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私營企業主階層日益發育壯大，他們之間的共性特征日漸突出，他們自己也在逐漸形成大致相同的看法，這主要集中在兩個相互聯系的問題上。

　　一是私營企業主普遍關心自己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的政治地位，實質上也就是關心自己的前途和命運。二是關心自己的合法權益，特別是他們的私有財產的安全。

　　北京大學人大與議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蔡定劍也認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隨著新階層經濟實力的雄厚，他們必然追求政治上的發言權。”

　　社會學家吳志誠說，這既打消了像尹明善一樣“先富起來的人”對自己財富安全的擔心，又正式確定了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

　　他說，“新社會階層尋求社會榮譽和政治待遇的強烈愿望，正在得到國家進一步承認。這是中國推進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體現。”

　　截止到2001年，私營企業增長到221.52萬戶，從業人員增加到2930.61萬人，注冊資金增加到21042.79億元，產值增長到7371.83億元。

　　雙重身份的平衡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些新登上政治舞臺的非公經濟人士都是新的社會階層的代言人。而且，新登上政治舞臺的非公經濟人士表達了強烈的參政議政意愿。

　　擁有2億多元固定資產的新當選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建華對新華社記者說：“我要認真傾聽和反映非公有制經濟界的建議和呼聲，把我們的意見上升為國家意志。”

　　尹明善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曾表示，當好副主席還有一個學習的過程，在學習中實踐，認真傾聽和反映非公有制經濟界的建議和呼聲，參大政、議大事，為促進全市非公有制經濟的大發展而不懈地努力。”

　　徐冠巨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作為政協副主席，一定要擔當好黨和政府聯系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橋梁，擔當好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經濟的助手。

　　新華社的報道認為，更多的非公經濟代表、委員表現了令人驚嘆的責任感和開闊視野。他們的議案、提案往往超越了個人涉及的產業和領域，而是關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很顯然，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作為一個私營企業家，和作為代表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政協副主席之間，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徐的說法是，擁有財富即是一種責任，財富越多，對社會的貢獻也越大，所以組織上也支持他們搞好企業。尹當選為工商聯會長時的一番話也許可以做一個注解。他說，以前有一種片面認識，就是只考慮全力當好會長，干好工商聯工作，至于企業的事似乎就沒有這么重要了。現在覺得辦好企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企業做大做強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才能落到實處。

　　私營企業主的政治生態

　　陸學藝主持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將私營企業主階層劃分十大社會階層之一。

　　報告指出，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成員最初主要來自于鄉村和城鎮社會的較低階層。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專業知識的原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機關干部開始大量加入這一階層，使這一階層的社會形象和社會地位有了極大提高。但是，由于傳統意識形態的阻礙，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地位一直無法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他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受到很大局限。

　　報告認為，盡管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和階層隊伍的擴大，私營企業主階層一定會提出相應的政治要求，并實現一定的政治參與，以表達其階層意識和合法權益。但從總體上看，他們尚未形成自覺的、統一的政治要求。他們中的多數人在政治上僅有一種自我保護的反應，只有一部分綜合素質較高、經濟實力較強的人，開始積極地將自己普遍關心的問題提升為政治要求，并努力在一定的場合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出來。

　　該報告把已經產生政治要求的私營企業主分為兩類。第一類私營企業主形成了一些較為具體的政治要求，但尚未直接參與政治。

　　第二類有政治要求的私營企業主則已經較為直接地參與政治，并已經獲得一定的政治安排。

　　但是報告表示，對于大多數私營企業主來說，政治參與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為參與政治是需要一定條件的，比如，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在本地區有較大的影響，本人多少能夠超脫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既有政治參與的興趣，又有一定的參政議政能力，等等。也有一些私營企業主其實已經具備這些條件，但他們在商言商，對參政議政的興趣不大，熱情不高。

　　也許這是中國私營企業家政治生態最新的表述。不過很顯然，在中共十六大之后，這種生態正以驚人的速度發生著變化。(文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