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21日電 大型故事片《鄧小平》近日通過審查，將于下月19日鄧小平逝世6周年紀念日當天在全國500家影院同時上映。

　　據南方日報報道，該片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家廣電總局、廣東省委宣傳部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共同策劃，廣東省廣電局、珠江電影制片公司和電影頻道節目制作中心聯合攝制。

　　執導該片的珠江電影制片公司總導演、“中國第四代導演”代表人物丁蔭楠，曾成功執導《孫中山》、《周恩來》等“偉人電影”，這兩部影片曾被視為中國人物傳記電影的巔峰之作。《孫中山》至今保持著9項金雞大獎的紀錄，而《周恩來》所創下的2·７億元的票房紀錄至今仍令其他國產電影無法望其項背。繼《孫中山》之后，丁蔭楠耗10年之力參與《鄧小平》的策劃和劇本創作，拍攝和制作也長達1年之久。

　　影片首次將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晚年形象搬上銀幕，令人矚目。而作為丁蔭楠“十年磨一劍”的心血之作，也同樣令人期待。在該片即將與全國觀眾見面之際，南方日報記者專程赴北京獨家專訪丁蔭楠導演，與之展開了一場深層次對話。

　　關于小平形象

　　記者：《鄧小平》從籌劃之日起，就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人們都迫切地想知道，您究竟要向觀眾表現一個什么樣的鄧小平？也就是說，丁蔭楠的“鄧小平”是什么樣的？

　　丁蔭楠：還是我以前說的那句話，“共和國年輕了，小平同志老了”。影片所表現的小平，是崇高的愛國者、是徹底改變國家前途命運的共和國領袖。“文革”結束后，百廢待舉，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領袖的逝世，更讓全國陷入無所適從的狀態。就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出來了，他憑著澎湃的愛國熱情和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力挽狂瀾，將國家政策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到全面進行經濟建設上來，讓貧窮落后的國家逐步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生活中的鄧小平也非常“有戲”，非常平民化，完全是一個老兵、戰士的形象。他有很多愛好，如游泳、打橋牌、帶孩子，這些細節對觀眾全面了解鄧小平也很重要。但影片沒有表現這些，而是著重表現工作中、改革開放中的鄧小平，所表現的事件也多是關于重大問題的決策，如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恢復高考、解放老干部、評價毛澤東，用實事求是的精神理解毛澤東思想、發展馬列主義等等，展示的都是小平同志在經濟、政治改革上的關鍵性功績。

　　鄧小平自己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對鄧小平的直觀印象是，他更像一位既嚴厲而又慈祥的父親。他以當家人的責任和氣度，喊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為了讓中國共產黨救中國、救人民的諾言徹底實現，為了改變國家的貧窮落后的面貌，年逾古稀、本該頤養天年的他，不惜與生命抗爭，扛起改革開放的大旗。1992年鄧小平南巡，他支撐著已快耗盡心血的軀體，叨念著：“快一點！再快一點！”他為改變國家和人民命運耗盡心血，貢獻了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我所要表現的就是這樣一位被全國人民當作主心骨、拿大主意的家長的鄧小平，被看作人民的靠山、偉大的父親的鄧小平。

　　記者：您在拍《孫中山》和《周恩來》時，非常注重人物的形似，而《鄧小平》中的鄧小平形象，您覺得與現實中的鄧小平像嗎？凡人和偉人始終有很大的距離。在《鄧小平》中，演員尤其是盧奇的表演是否達到了您預想中的要求？

　　丁蔭楠：像。也一定要像。拍偉人題材電影，特別是像小平這樣廣為觀眾所熟悉的人物，形似是一定要做到的。影片在開機前，就花了3個多月時間，用了5000多尺膠片做化妝試驗，效果基本讓人滿意。開機前曾在鄧家初步化妝，鄧小平的家人都覺得挺像。可以說，人物的表演基本達到亂真的地步。但是，盧奇畢竟是個文化人，他的氣質與鄧小平是沒法比的，但如果只看電影還是可以服眾的。

　　關于重大題材

　　記者：《鄧小平》絕對屬于重大題材。眾所周知，重大題材電影創作的難度極大。請問您在《鄧小平》的創作過程中，先后遇到過哪些難點？而您又是如何攻克這一系列難點的？

　　丁蔭楠：難。拍偉人電影難，拍《鄧小平》更難。

　　首先，鄧小平是世紀偉人，功勛太多了，可圈可點之處更是不勝枚舉，選擇什么來表現，這一問題就困擾了我好多年。經過我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專家反復研究探討，才決定用政治事件來表現政治人物，塑造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的形象。但影片也不是簡單地堆砌事實，而是飽含感情的，表現情感化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

　　其次，如上面所提到的，造型也是這部影片的一大難點。要讓49歲的盧奇演活70—90歲的鄧小平，的確太難。

　　更大的難度在于，《鄧小平》的拍攝遠非一個人或一個班子就能完成的，它的拍攝工作必須上升為一種國家行為、社會行為，依靠國家力量和全社會的支持。很多藝術家對重大題材了解很少，而且常常不以為然。要拍成這部電影，首先要引導他們，認識到這部影片的重要性和重大價值所在，充分調動攝制組和創作人員的積極性，倡導他們學習小平的犧牲精神，為拍好一部電影犧牲自己的青春。在影視戲說成風的今天，電影創作大多成了商業行為，要想得到社會的無償支持有很大的難度。雖然鄧小平深得人心，但影片的拍攝工作要得到多數人的信任和理解，除了要靠他們的覺悟之外，更需要攝制組花大精力去進行宣傳、說服，這個工作很困難，但也很成功。在我拍的幾部偉人電影中，這一部難度最大，但得到的支持也是最大的。影片的拍攝先后得到70多個單位和一些主要領導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中央辦公廳等關鍵部門。特別是小平的家人、鄧小平生前的秘書和工作人員，他們對影片的拍攝給予了極大的無私的援助。如果沒有這樣的支持，這部電影是不可能完成的的。

　　記者：從《孫中山》到《鄧小平》，您成功地拍攝了多部重大題材電影，對于重大題材電影創作您一定是深有體會的。您能透露一點您經營重大題材的“獨門秘笈”嗎？譬如如何突破禁區，如何規避風險，如何把握人物，如何處理真實性和藝術性的關系。

　　丁蔭楠：首先，寫偉人戲，政治上自然有著非常嚴格的要求。這給藝術家的創作帶來更大的難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拍偉人戲也絕對不是“拍馬屁”，靠看領導、專家、家屬的眼色都是不行的。藝術家必須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張揚的個性，依靠自己的藝術直覺、知識修養、政治素質和對黨和國家的忠誠，表現自己對政治人物的理解和判斷。沒有別的招。

　　在堅持自己見解的同時，也必須贏得大家的支持，讓領導和社會跟我一起來做，將個人創作行為滾動成為集團的、國家的和全社會的行為。《鄧小平》的拍攝，就集中了“國家、專家、鄧家”的力量，否則根本搞不成。

　　關于“詩式電影”

　　記者：您一直用中國電影史上比較罕見的“詩式電影”樣式而不用常規的“敘事電影”樣式來表現偉人，以致有人將您稱作“中國詩式電影之父”。是因為您特別喜愛這一樣式？是因為目前只有這一樣式特別適合“偉人電影”？還是兩者兼而有之？您覺得相比較而言，您對中國電影風格樣式多樣化的貢獻大，還是對提高重大題材電影創作水平的貢獻大呢？

　　丁蔭楠：這與我的個人氣質有關。我從小喜歡京劇、國畫以及詩詞歌賦等寫意的藝術，也偏愛詩意的、抒情的電影。這對我的電影創作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詩式電影”不是“偉人電影”的惟一創作模式，但它應該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表現方法。很多人認為政治電影不需要個性，但我認為恰恰相反，政治電影更需要個性。事實證明，個性張揚的政治影片更符合觀眾的要求，《周恩來》2·７億元的票房和1300個拷貝發行量以及《孫中山》的十幾個大獎，至今仍保持著國產電影紀錄。

　　重要的是，我的幾部偉人電影放在這里，說明中國的偉人不僅是可以用電影來表現的，可以表現好的，而且是有票房的。我的幾部偉人電影注重其經典性，而不是單純的應景的東西。《鄧小平》追求永恒的價值，永不過時。

　　記者：傳記電影的紀實性和“詩式電影”的抒情性本來是相排斥的，在《鄧小平》中，您是通過什么手段去解決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這個文藝創作的“永恒的矛盾”的？

　　丁蔭楠：還是采用過去的常規手法，不羅列事件，不把重心放在交代鄧小平思想的形成過程上；而是將歷史情節化，以殘缺的形式，用拼圖的方法加以拼接，形成歷史事件的情節蒙太奇，讓生活詩化，運用極其鮮明的造型、敘事手段和充滿魅力的音樂、音響和臺詞，把復雜的內心變成情緒加以渲染和表現。如在《鄧小平》中，有個鏡頭是小平乘車前往天安門觀禮，車過午門，衛士敬禮。這本來是個很普通的場面，但影片用音響將衛士敬禮的聲音擴大，并通過鏡頭角度的變換，使得這個普通場面頓時變得威嚴肅穆，氣勢不凡，有了詩的因素。其實我的電影的表現手法早已超出紀實電影的范疇，只是所表現的人物、事件是真實的。

　　根據我長期拍傳記題材電影的經驗，人們所關注的是人，而不是事。歷史事件往往為人們所熟知，單純表現事件的過程，那不是藝術家的事。藝術家要做的是通過事件挖掘人物的內心，一切從鄧小平這一特定人物的心理出發，捕捉人物靈魂的閃光點，并對其進行濃墨重彩的表現，而其他的過程則大寫意地一帶而過。影片要用藝術手段給觀眾打開一個想象的空間，凡影片中未盡表現的部分，都由觀眾自己去加以補充。

　　記者：我們注意到您的偉人電影著重于以詩化手段表達偉人的情感世界。但是，要把握偉人的情感并不比把握偉人所經歷過的歷史事件容易。從孫中山、周恩來到鄧小平，您是如何走進這一個個偉人的與眾不同的情感世界的呢？

　　丁蔭楠：我對這些人有一個綜合的理解，他們都是英雄，英雄創造歷史，無論是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周恩來的挽救危局，還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他們所做的都是能改變一個國家命運的大事。在他們的身上具有共同的精神特征————博大的英雄主義情懷、火熱的愛國熱情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這是偉人精神的核心。把握了這些，就基本靠近了偉人的心理。

　　關于“偉人情結”

　　記者：從1986年的《孫中山》，到1991年的《周恩來》，再到2002年的《鄧小平》，您一再將鏡頭對準了中國現代偉人，而且每一部作品都成為您事業上的一個高峰。請問您的“偉人情結”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否因為《孫中山》的成功給你帶來了持續的動力？

　　丁蔭楠：所謂的“偉人情結”可能與我從小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有關。我從小喜歡英雄，喜歡大人物、大事件和壯烈的東西。特別是《孫中山》的成功，讓我的偉人電影創作獲得了廣泛的認同，這也給我帶來了一種使命感，開始自覺地去探索和拍攝這類電影，而不單純是完成一種任務。單純地完成任務，是調動不起如此大的熱情的。開始接觸一個偉人的時候，我只是佩服他的偉大功績，但越走近他就越被他光芒四射、挖掘不完的精神魅力所深深感動，這樣的創作必然是充滿激情的。

　　記者：您為什么在功成名就之后，會想起拍《鄧小平》？中國這么大，《鄧小平》怎么就落到了您這位廣東導演的肩上？我們記得您在拍《周恩來》之后曾打算拍《毛澤東與尼克松》，但終于放棄，為什么卻歷經10年、矢志不渝地抓住《鄧小平》不放？

　　丁蔭楠：說實在的，我還沒有功成名就的感覺。很多人并沒有真正理解我，我還有繼續創作的動力和熱情。所以負責這個項目(《鄧小平》)的人就來找我，我表示，只要能按我的意思來拍，我就接。當時也不知道能否拍得下來，我也不怕“砸鍋”，我喜歡做有挑戰性的事情，有熱情、有激情去做，愿意為它負責，為它受苦受累。

　　記者：行內人都說，電影是遺憾的藝術。影片與您心目中所期望達到的目標有多遠呢？《鄧小平》是您耗時10年的嘔心瀝血之作，您在這部電影中所耗費的精力遠超《孫中山》和《周恩來》。那么，您覺得《鄧小平》的成就有沒有超越《孫中山》和《周恩來》呢？

　　丁蔭楠：肯定有遺憾。電影創作是一種工業化、社會化的生產活動，不能夠也不允許樣樣都達到藝術家的要求。影片的攝制在資金、周期和認識上都有一定限制，有的限制還是不可逾越的。電影總是這樣，很多問題當時的認識與后來的看法有差距。如果時間再長一點，資金再多點，學習再深入些，《鄧小平》應該會拍得更好些。

　　就成就而言，幾部影片各有各的難度，也各有各的長處。與人物離得越遠，表現起來就能自由一點、灑脫一點；離得越近就會越拘謹。《鄧小平》這部電影離人物所在時代太近了，很多人物都健在，所以比較難表現，局限性就更大一些。

　　以前年輕點的時候有火氣，主張自由、灑脫和個性張揚，但人物性格的挖掘不夠深入；隨著年齡的增長，對人物的了解越來越深入，思索得更多一點，雖然可能拘謹一些，但也成熟、深沉一點。都有難處，都有局限，要說超越還言之過早。

　　關于票房前景

　　記者：問一個本來不屬于導演回答的問題。《鄧小平》的投資高達2000多萬元，這在國產電影中屬于“超大制作”。您和劇組在北京吃住都在重慶鋼鐵廠招待所，相當節省，那么，這2000多萬元都花在哪里了？您估計影片能否收回投資？

　　丁蔭楠：2000萬元的投資看似很大，實際上是很緊張的。影片在制作上非常精良，在國內絕對是一流的。至于票房前景，現在還很難說，要想達到《周恩來》的票房水平估計很難。我個人希望影片能拿到國外去，在國外應該會發行得很好。

　　丁蔭楠簡介

　　中國著名電影導演藝術家。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現任珠江電影制片公司總導演、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1990年被評為國家一級電影導演。1991年7月榮獲“廣東省優秀共產黨員”稱號，并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證書。其主要作品有：《春雨瀟瀟》(1979年)、《逆光》(1982年)、《孫中山》(上、下集)(1986年)、《電影人》(1988年)、《周恩來》(上、下集)(1991年)、《黃連厚樸》(1997年)、《相伴永遠》(2000年)。(方正 丁冠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