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沈陽的非常之年。

　　這座為共和國立過卓越功勛的老工業城市，發生了中共反腐敗斗爭中罕見的“慕馬”大案。涉案人數之多、影響之惡劣、后果之嚴重，舉國震驚！

　　挖出了“巨蠹”，沈陽的未來如何？一時間成為海內外關注的焦點。沈陽的指向，似乎已不僅僅是一個城市發展的興衰，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詮釋著中共的反腐敗斗爭！

　　彈指兩年過去。可以告慰的是，在反腐敗斗爭的政治洗禮面前，沈陽贏得了經濟的恢復性快速增長。2001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0.1%，財政收入增長34.3%。2002年國民經濟多項主要經濟指標創歷史新高，全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400億元，比上年提高13.1%。財政收入突破百億元大關。實現工業總產值2110億元，比上年增長18%！

　　兩年時間，沈陽創造了一個反腐敗斗爭與經濟發展有機結合的典型范例！其中處處閃射著科學性、規律性的光輝。

　　“沈陽現象”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與思索，它用成功的實踐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人們目前對反腐敗斗爭的一些擔憂和思考。

　　歷史命題：腐敗與公共權力孿生。戒“浮躁”與“悲觀”。“常態反腐敗”心態與“權力控制”機制

　　“慕馬”的腐敗，極大地震驚、激怒了沈陽人民，傷害了群眾對黨和干部的信任之心。沈陽市委認為，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腐敗是一個群眾關注程度越來越高的重大問題，是我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要過的“坎兒”；另一方面，引導群眾正確認識腐敗現象與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克服“浮躁”和悲觀情緒，更是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沈陽市委著力培養群眾“常態反腐敗”的心態，使群眾對反腐敗由悲觀到充滿信心，由要求“一個早晨消滅腐敗”到認同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從而調整心態、理順情緒，科學認識反腐敗斗爭，不埋怨、不浮躁、不動搖。

　　與此同時，沈陽市委開始研究“權力”、調整權力、“控制權力”！

　　失去制約的權力是滋生腐敗的土壤。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缺乏制約的權力使腐敗成為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可能。沈陽市委著力建立合理、科學、嚴密的權力運行機制，通過制度、法紀的制約，保證干部手中的權力用于為群眾做事，警示握有權力的人不敢輕易僭越！

　　———“做官即不得腐敗”，實實在在的價值觀教育。沈陽市委深入開展了“參加革命為什么”、“現在當干部做什么”、“將來身后留什么”的警示教育，對干部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進行觸及思想深處和靈魂痛處的剖析，提高了黨員干部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侵蝕的能力。

　　———“用人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沈陽市委在領導干部層面中大力強化這一認識，緊緊抓住選人用人的環節，改革用人制度。推行了干部考核預告、差額考核制、票決制、公示制、試用期制、任期制等制度；探索建立干部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制度，健全干部推薦、考察、決策責任制和用人失誤失查責任追究制，有效地制約選人用人上的腐敗現象。

　　———堵塞“權力尋租”的“黑洞”。行政審批權力的失控和濫用，是滋生腐敗的重要源頭，沈陽市委對此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除了國家和省級審批事項合理簡化合并外，對市級的行政審批事項原則上全部予以取消。全市除保留審批項目153項、初審項目115項、備案項目45項外，其余全部取消，減幅達74%。同時，設立集中辦理行政審批事項的辦事大廳，推行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出讓招標拍賣、建設工程項目公開招投標、政府采購和產權交易進入市場等制度。“陽光操作”對堵塞“權力尋租”的“黑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沈陽曾流行一個名詞：“反腐敗后遺癥”，其特征是“遠距離微笑”與“不作為”！現在響亮地喊出：“工作要上去，干部不倒下！”

　　查處“慕馬”案件以后，在沈陽市的一些黨政機關，曾一度出現“臉好看了，門好進了，事卻不愿辦了”的“不作為”現象。對服務對象“遠距離微笑”，工作效率下降——有人稱之為“反腐敗后遺癥”。

　　所謂“反腐敗后遺癥”，其實質是把“搞腐敗”與“干工作”聯系起來，這是反腐敗斗爭中一個必須正本清源的大是大非問題。

　　分析“反腐敗后遺癥”，其思想深處折射的是一些干部的宗旨意識淡漠，群眾感情淡化。只關心自己的“官位”進退，不關心群眾的冷暖安危；只對個人的得失負責，不對黨的事業負責。把“廉”與“勤”割裂、對立起來，陷入了形而上學的思維窠臼。

　　沈陽市委教育引導干部深入剖析了“慕馬”搞的一些所謂“形象工程”，看到“慕馬”以“做事”的表象掩蓋其腐敗實質的目的，響亮地喊出了“工作要上去，干部不倒下”的口號。

　　沈陽市開展了大規模的“學《講話》、辦實事、送溫暖”活動，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集中解決了欠賬多年的城市供水、供暖、供氣和公共交通、住房動遷等方面的突出問題和困難群體的生活困難問題。去年以來又新增綠地20平方公里，改造整修街路700多萬平方米，新購公交車輛350多臺，安排再就業7萬多人。同時，分區集中建設廉租周轉房，下力氣解決了動遷拖期回遷問題，在群眾中樹立了嶄新的形象。

　　“工作要上去，干部不倒下”，也使沈陽市廣大黨員干部的精神面貌迅速走出“慕馬”案件的陰影，發生了深刻而生動的變化。

　　懲腐“既然”與防腐未然：分析市場經濟條件下反腐敗斗爭的新特點，創新體制，有序管理，積累防止腐敗的新經驗

　　沈陽的反腐敗斗爭，成在“與時俱進”。沈陽市委從具體實踐出發，積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反腐敗斗爭的新鮮經驗。

　　———嚴肅執紀執法又全面考慮社會政治效果，是反腐敗斗爭中必須慎重把握的問題。

　　沈陽市委在對極少數腐敗分子予以堅決嚴懲的同時，從有利于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有利于教育和挽救干部出發，對與“慕馬”案件有牽連的大多數犯有一般性錯誤的人員，既堅持嚴格要求，分析其犯錯誤的歷史背景和客觀條件，又全面考慮社會政治效果，嚴格區分腐敗與一般性錯誤，行賄受賄與送禮受禮的人情往來界限，做到處理合情、合理、合法，收到了徹底孤立和打擊極少數腐敗分子，教育和挽救大多數干部的良好的社會政治效果。同時，對過去的一些規定、制度進行清理，或堅持、或調整、或廢止，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關口前移，早“打招呼”，變“亡羊補牢”為“未雨綢繆”，是新時期反腐敗斗爭中教育干部、挽救干部的必然要求。

　　沈陽市委切實改變對干部“平時監督少，出事抓查處”，“平時教育不夠，出事無法挽救”的現象，既懲腐于“既然”，更防腐于未然。更多的把事后查處為主轉向事前監督為主，做到“關口”前移，防范在先。廣泛開展了“崗前”教育、專項“述廉”和“家庭助廉”活動；領導干部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和回復群眾反映問題的制度，落實領導干部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制度，深化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和司法公開；拓寬監督渠道，加大對領導干部“八小時之外”的監督力度，做到早發現、早“招呼”、早糾正，變“亡羊補牢”為“未雨綢繆”。

　　———把反腐敗斗爭與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緊密結合，是擺在各級黨委和紀檢監察機關面前的大課題。

　　從根本上說，必須盡快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才能形成覆蓋社會生活各領域、全面而有效地預防和治理腐敗的天羅地網。沈陽市委在十屆五次全會上審議通過了推進“經濟生活規則化、政治生活民主化、社會生活法治化”的治市方略，把反腐敗斗爭從體制和法治的角度大大推進了一步。

　　沈陽從五個方面有說服力地回答反腐敗的“代價論”：反腐敗促進經濟發展具有必然性

　　反腐敗與發展經濟的“對立論”、“代價論”，雖是少數人的認識，卻有典型意義。

　　沈陽市委書記張行湘認為，“代價論”、“成本論”把反腐敗與經濟社會發展對立起來，其實質是簡單化、片面性和形而上學地看待反腐敗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腐敗渙散人氣，干擾經濟秩序、破壞投資環境、阻礙經濟發展，反腐敗為經濟發展凝聚人心，掃除障礙，提供動力，促進經濟發展具有必然性。

　　———反腐敗清除了“官商勾結”、“官黑勾結”壟斷市場的混亂局面，恢復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真正優化了投資環境。“慕馬”案件后，一些人曾預言沈陽將成為“投資高風險區”。如今，摧枯拉朽般的反腐敗卻真正創造了誠信透明的投資環境，贏得了外商的真正信任；

　　———反腐敗是切實糾正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的利器，可以最直接地提高“民氣指數”，增強凝聚力；

　　———反腐敗促進了政務的公開、公正和透明度，有效防止了國有資產的流失，直接增加財政收入。僅通過改革財政管理制度和行政審批制度，2001年，全市收回土地出讓金10多億元，是上年的15倍。2002年達15億元；

　　——反腐敗清除了企業“蠹蟲”，使一些企業由惡性循環走上良性發展之路；

　　———反腐敗創新了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新機制、新體制。沈陽市委創新了有利于經濟發展、遏制腐敗的新機制、新體制。對從根本上清除腐敗的土壤，優化健康發展的經濟環境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來源：《人民日報》，2003年01月15日第五版，作者：鄭有義，原題：《反腐敗斗爭中的“沈陽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