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歌臺更豐富多元

　　像小蔓這樣的外來歌星在本地歌臺越來越普遍，除中國外，也有來自香港、臺灣和馬來西亞等地。在迎合本地觀眾口味的同時外，他們也在表演中注入不一樣的元素，使得本地歌臺文化更豐富多元。

　　情花歌臺臺主黃成財告訴該報，港臺歌手多數只有在農歷七月才到本地登臺，馬來西亞和中國歌手則較多是嫁到本地的永久居民或公民。他說，本土歌手人數太少，歌臺需要引進更多外地新人才能應付，而他們在本地也相當受落，尤其是臺灣歌星，他們除了懂得閩南語的優勢外，也更舍得在服裝造型上下本錢，讓整個表演生色不少。

　　來新兩年多的臺灣歌手皓皓(本名程世文，28歲)去年開始登臺便迅速走紅，今年轉當歌臺主持人，所到之處照舊吸引大批粉絲到場支持。他是在2007年到新加坡發展，加入全國職工總會俱樂部。

　　他受訪時說，臺灣的歌臺形式不太一樣，主要是以中元宴席為主，歌手在臺上表演只是一種余興節目，“但這里的歌臺是安排座位，而且這里的觀眾都是很認真來聽你唱歌，很注重歌手的唱功，所以我們的壓力也比較大。”

　　但也因為如此，皓皓在新加坡登臺的收獲也更大。他說：“當初是抱著好玩和學習的心態開始唱歌臺，后來覺得其實蠻好的，感受和以前在臺灣不一樣，因為在這里得到觀眾的積極回應，很有滿足感，也有被尊重的感覺。”

　　中元節和歌臺的演變

　　根據道教的說法，每年七月，玉皇大帝卸下圣職，將職權交給地官大帝。這時地獄門一開，孤魂野鬼都放出來，所以要拜各路孤魂，不使它們干擾及傷害陽間的人。這種觀念的背后，是要人們積德植福，普施幽魂，也就是做陰間的功德。

　　佛教則把這天稱為盂蘭盆會，紀念目蓮救母，孝感動天的故事，是表揚孝道的節日。

　　新加坡三清宮道教文化中心學術主任徐李穎博士來自西安，畢業自廈門大學，從事新加坡民俗研究，目前為永久居民。她在受訪時指出，這個宗教節日在本地隨著社會變化而發展成為“全民共歡”的時節，特別興盛而且很有特色，除了祭祀亡魂外，還有喊標、中元會及歌臺等活動，成為世俗人間一個很大的慶祝活動。

　　她指出，新加坡早期華人來自各地，到了農歷七月民間便組織起中元會，并以廟宇、巴剎、社區和街道等為中心，是一種凝聚人群的方式，大家團結在一起籌錢辦活動。在建國初期，這些中元會也積極為興建學校、聯絡所等喊標籌款。

　　她說：“從中元會衍生而出的歌臺文化，現在變成娛人的效果更強烈，但它的發展和新加坡社會以及大家的需要相關聯，有需要才會有市場，否則就會慢慢淡化、消失。如果一種文化越來越興盛，證明它符合社會大眾的精神需要。”

　　歌臺前身是中國的歌舞團演出

　　為了讓讀者更了解歌臺的歷史，記者聯絡上本地歌臺界的先驅洪小凌(62歲)，請他敘述歌臺的歷史和演變。

　　洪小凌說，本地最初讓“好兄弟”觀賞的是傳統的戲班。“戲班演出的是方言戲曲，沒有唱歌。本地是什么時候開始有戲班，已經不可考。”

　　40年代，本地開始出現所謂的“歌臺”，而歌臺的前身其實是中國上海的歌舞團。“戰亂時一些歌舞團前輩來新加坡落腳，他們心系祖國，就舉辦歌舞表演為抗戰籌款，并將演出稱為歌臺。”

　　當時的歌臺是在電影院里售票演出，從晚上8時表演到午夜12時。60年代，傳統戲班觀眾越來越少，為吸引人群，酬神戲中穿插歌臺表演，最初是歌臺表演一小時，戲班演出3小時。沒想到歌臺后來卻“喧賓奪主”，搶掉戲班風頭。

　　“當時的歌臺是將兩輛大羅厘并在一起，藝人在車斗上表演。”

　　另外，60年代的女歌手不像現在穿著清涼，反而是很端莊的穿旗袍或晚禮服演唱，男歌手則穿西裝，沒有反串。當時歌臺也不是以福建話為主，而是以廣東話主持，歌曲以廣東歌和華語歌為主，樂隊現場以爵士樂伴奏。

　　到了70年代，阿哥哥文化流行，歌臺轉型，歌手舍棄傳統的旗袍和西裝，改穿洋裝，爵士樂也變成了流行西洋樂曲。

　　洪小凌指出，六七十年代，七月歌臺最多只有近百臺，隨著時代演變，歌臺數量越來越多，近幾年有一個月兩三百臺的高峰。(鄧莉蓉 劉麗儀 陳福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