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24日電 法國巴黎法院北京時間24日凌晨1時左右對圓明園鼠兔首能否被拍賣作出宣判，法官認為，請求人——歐洲保護中華藝術聯合會對于本案沒有直接請求權，駁回其關于要求停止拍賣、禁止拍賣的訴訟請求，并賠償兩個被告方各1000歐元。

　　對于此次海外追索文物未果，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從此次事件里，我們有哪些經驗教訓？對以上問題，法國《歐洲時報》聯合人大歐洲校友會邀請了華僑華人代表、法律人士以及各方學者，就中國有無權利追討文物、中國政府是否應作為原告、回購文物是否會繁榮文物販子市場、以及中國應加強國際話語權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討論內容如下：

　　堅決支持追討流失文物的行動

　　陳勝武(法國華僑華人會主席)

　　100多年前英法聯軍搶掠了中國圓明園，今天把贓物在這里拍賣，而我們現在身處在一個文明的時代，用怎樣的方式去解決這一歷史問題，我認為應該呼吁中國政府出面。

　　我認為，我們作為海外華人堅決支持追討流失文物的行動，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們配合的，我們將義不容辭。

　　中國政府做原告不可取

　　石仁林(法國德垣律師事務所創建人，巴黎上訴法院律師，法中律師與法學家協會副主席)

　　訴訟時效是法律人的悲哀

　　這件事無論從歷史意義還是從學術意義或者法律意義都是前所未有的一個新啟蒙。據我所知目前沒有一個案例是通過法律途徑將類似的一個國家文物討回去的。

　　這是作為法律人的悲哀。關鍵是訴訟時效的問題，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下的國際協定并不是在時效上對原來這些處于劣勢的國家有利。實際上本來是沒有時效的，在協議推出之前，從邏輯上來講，這是我的財產什么時候都可以要回來，產權是不可改變的，而一旦簽訂時效協議以后，表面上我是保護你，實際上我把你的后路給斷了，讓你再沒有訴訟的依據了。

　　中國政府做原告不可取

　　從普通的法理上來講，即便我們現在還在這個訴訟時效之內，我們有沒有這個訴訟權利呢，也很難說。因為從法律上來講，不要忘記那些搶劫的人不是貝杰也不是圣羅蘭，正常情況下他們獲得這些文物的途徑應該是合法的，從這一點來講，就算沒有過時效，也沒有辦法追訴這個產權。

　　僅僅通過民間的活動與訴訟還是有障礙的，貝杰和圣羅蘭不可能成為被告，成為被告的應該是英法聯軍的那些人，政府也不可能成為原告，到法院里去告一個人，因為這樣無形中好像放棄了自己的主權去接受另外一個法庭的管轄，這也是不合適的。

　　化文物追討為國際公關

　　姚蒙(歷史學博士 旅法學者 記者 歐亞協會秘書長)

　　圓明園從康熙時代就開建，經歷雍正、乾隆兩代的擴建、修整，五分之一是西洋園，12生肖銅像原位于圓明園一個扇形噴水池上，各個銅像會按照它所代表的時辰噴水報時。

　　中國的歷史是一段屈辱的歷史，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到后來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包括各國列強對中國大規模的燒、殺、搶，這個歷史債是一件事。從歷史上一定要搞清楚中國是受害者，這些東西確實是被掠奪的。當然我們沒有明確證據，拿出清單說這件物品是被誰拿走的。

　　既然中國政府簽署了關于流失文物的兩個國際條約，我認為就應該中國政府出面。即使討不回來，也要發表聲明。這是中國一個重大的公關行為，這是其一。

　　其二，可以借此機會把中國受屈辱的這段歷史讓這些西方文明國家反思一下，知道他們過去干了什么，而現在很多西方人是根本不知道的。我認為討不回的可能性非常大。程序法不行，實體法也不行，證據不足，原告也不存在。怎么討？但是我們的意義是什么？是公關行動。我們的意義是借此機會讓人聽見中國的聲音。

　　讓世人看看18、19世紀中國遭受了什么樣的屈辱，你們今天還在繼續侮辱我們，在巴黎拍賣我們被搶走的東西，還大肆炫耀這個值多少錢。我們不能說擁有人有罪，因為這是擁有人的私人財產，這可能是他從別處買來的，但是我們抓到一點，就做出反應。這對中國正面形象的塑造非常有利。不管法國政府出面阻止有沒有效，但我們可以這么要求。另外，我們應該站在超出民族和國家的界限來考慮。

　　反觀法國社會輿論，像觀點報，新觀察家都報得很惡劣，說中國民族情緒上升，說追討是沒有根據的，法方有正式的法律依據，為什么不可以拍賣。法國讀者看完后，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們應該借此機會把歷史事實向法國民眾講清楚。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重大的關鍵時刻，從公關角度來說，應該中國政府出面。這是我非常明確的一個觀點。我建議以后凡是碰到有關拍賣中國流失文物我們就按這個慣例處理。

　　毫無勝訴的希望

　　李隼澂(輔仁大學法學碩士，巴黎一大法學博士)

　　就法律行為而言我們毫無勝訴希望，應該把它定位成有文化意義的司法政治行為。有文化意識是這件事不能單純從法律途徑來看，在法律上是必輸的，因為這些規則已經定的非常清楚，從羅馬法時代任何東西都要有時效限制，就算贓物也要受其時效保護，這時世界的通理，中國歷史上也是這樣。歷史的巨輪就是這樣往前走，和道德的晉級不合拍。

　　目前我們可以提出兩道行為：第一個是緊急程序，要把這件事情先叫停下來。第二個是考慮提出針對未知被告的訴訟，(plainte contre X)，這是一場文化意味的戰爭，我們告一個未知的被告，法院就要去調查，不在于結果而在于過程，因為在不斷地調查，不斷出庭的過程中，中方人士就可以不斷地在庭前面開記者會，把歷史的真相還原給西方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