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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小峰

　　用一場混亂的演出，揭開了中國內地流行音樂30年回顧的序幕。2008年10月24日在深圳舉行30年流行音樂30首金曲授勛演唱會，由于主辦方嚴重缺乏經驗，整個演出顯得混亂不堪。這一效果也正好反映出30年來內地流行音樂的尷尬情景。流行音樂發展30年，確實值得好好總結紀念一下。當回首30年，卻發現它幾乎沒有給我們留下太多精彩和回憶，多是些尷尬與無奈。30年找出30首流行金曲很容易，但找出30件能代表這一時期變遷的音樂事件就很難。中國流行音樂像一鍋煮不開的水，總看不見沸騰。每當你看到它即將沸騰的時候，它一定會在瞬間沉默。

　　作為大眾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流行音樂多少在見證這30年的變遷，但同時也被時代快速變遷所左右。在音像市場相對比較健康的時候，它沒有出來更多好的作品，在可以出好作品的時候，市場又不太正常了；在人們相對都比較單純的時候，卻不知道如何寫好一首流行歌曲，在人們掌握了些流行歌曲技巧的時候，人們又變得更加功利了。30年間總是感覺在缺一“不可”。

　　有時候，瞬間的煙花會襯托出更多的寂寞，但人們總習慣停留在那瞬間的美麗中不能自拔。因此，這30年總是在丟失，然后就是迷失。比如，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不會寫流行音樂，那時候沒有“流行”這個概念。后來港臺歌曲從地下渠道進入我們的生活，我們對流行歌曲的概念有了初步了解，然后模仿著去創作表演。這一時期的創作可以說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期的狀態，但是卻沒有真正走入人的心靈。比如《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大海啊，故鄉》，它所表達的主題是“人與自然”，而不是“人之常情”。這時候凡是寫愛情題材的歌曲，都寫得很拘謹很含蓄，不像是情感流露，而是情感評論。

　　80年代中期，我們慢慢地找到了感覺，也慢慢把流行音樂融入一種更大的文化氛圍之中。或者說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只是稍差那么一點火候，流行音樂就像那么回事了。“西北風”也好，“囚歌”也好，這種本土化的音樂在當時過于泛濫和粗糙，一方面是對本土音樂挖掘上太狹隘，另一方面還沒有掌握流行音樂的技巧。

　　假如沒有1987年進口音像制品政策的出臺，流行音樂一定會走向另一個方向。或者說在當時信息不太發達的年代，我們可以摸索出一條自己的路。但是港臺地區和歐美音樂的大量進入，把一個根基未穩的流行音樂形態徹底打碎了。我們接受了一種更先進的流行音樂理念——確實是過去我們一直缺少的那一部分。但是這個理念并沒有被直接運用在自己的流行音樂上，而是用它來拋棄過去。

　　原來的音像出版社編輯制的制作方式很快被唱片公司化的運作取代，這一改變立刻暴露了我們缺乏真正的商業運作經驗的致命弱點。唱片業的運作需要一整套商業規則，在我們意識到這一運作模式可以提高流行音樂的商業效率的同時，更應該意識到在隨后的運作中應完善商業規則體系。但至今這一體系并沒有建立起來，仍然處在無規則無秩序狀態。這也是為什么從1992年確立唱片業操作方式以來，從來沒有出現一個在運營上十分成功的公司的原因。用最符合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做著沒有市場規則保護的事情。后來的流行音樂一直在無序中掙扎。

　　事實上，香港和臺灣地區的流行音樂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便開始走下坡路，但至今仍統治著我們的市場和審美判斷。這主要是我們一直沒有很好的機制與之相對抗。相比之下，電影與電視劇就可以形成產業系統的產業鏈以及相關配套環節，但流行音樂就沒有。

　　由于沒有形成一套完備的產業鏈條，因此，在中國從事流行音樂和從事足球都一樣成為既存在風險又令人沮喪的事情。甚至流行音樂還不如足球，它連一種歸屬感都沒有，長期處在自生自滅的狀態。一個最需要商業規則支撐的行業，卻恰恰沒有商業規則。比如，流行音樂沒有相關的行業標準，沒有一個權威的統計機構，沒有保護該行業利益的機構以及相關的法律法規，從事這個行業的人都是一種搶奪式心態，能搶到就搶到，搶完就跑。

　　這30年，能剩下的就是懷舊。這種情緒總讓人聯想到一個垂垂老矣的長者，用他不多的時間去回想過去曾有的輝煌。流行音樂30年可能是改革開放的另一種縮影，一種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碰撞后產生的自卑感，一種追求流行與觀念和回避規則產生的浮躁感。它本來是可以形成巨大消費市場的朝陽產業，但是從每年出版的音樂作品的絕對數量和絕對產值來看(甚至這個數量和產值都沒有一個權威統計)，它遠遠沒有達到最基本的市場需求量。

　　三十而立。在而立之年，中國流行音樂沒有在一個很好的根基上矗立起來，從只有音樂沒有流行，到只有流行沒有音樂，再到既沒流行也沒音樂，中國流行音樂真的快一無所有了。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