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公共外交”切莫矮子觀場盲人摸象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王嵎生

　　“公共外交”現在已成時髦語，外交部的“公共外交辦公處”不久前已升格為“公共外交辦公室”，學術界也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這都是好事，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需要，也是時代和平與發展的需要。

　　但究竟什么是“公共外交”？它的實質是什么？它是中國過去不懂、或者說過去沒有過的一種“新型外交形式”嗎？是現在才應運而生的嗎？

　　前一個時期，美國有人提出在國際關系中要運用“軟實力”，我國有一些人迅速跟進，說什么中國缺少這一課，現在要學習，要趕快補上。這些人如果是不大關心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的人，完全可以理解。但說這些話的人，有不少是“明星專家學者”啊！上個世紀50年代，新中國初登國際舞臺，即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和為貴”與“和而不同”思想在新的歷史時期的運用和發展，是新中國強大的“軟實力”，影響了幾代人的思想和國家行為，至今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近十多年來，中國提出“國際關系民主化”、“發展模式多樣化”、特別是努力“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更是中國“軟實力”的突出表現。

　　同樣，現在人們在談論“公共外交”時，也出現類似的誤區。有些話看似“新穎”，細一琢磨，就覺得不對勁。說中國“公共外交”現在才應運而生，是什么“新型外交形式”，似乎缺少了一點歷史唯物主義和發展觀。

　　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就成立了“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這是中國“公共外交”非常出色的表現，為中國開創外交工作新局面和國際友好合作立下了汗馬功勞，也為中美、中日等多國關系正常化做出了杰出貢獻。現在人們稱道的中美“乒乓外交”和中日“民間外交”就是例證。截至目前，中國已與126個國家建立了1717對友好省州和城市關系，國際友好城市活動已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公共外交”一詞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美國人有時也把它稱之為“民間外交”。現在我們“進口”了，這沒有什么不好。但不要忘記，這個“版權”并不是美國獨家的，也不是中國沒有過的。只是時代不同了，內涵豐富、發展了。

　　由于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公共外交”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主要有三：一是非政府組織遍及全球，異常活躍；二是各種網絡如雨后春筍，勢不可當；三是人民大眾參與外交越來越廣泛和深入。中國政府有老傳統，有新認知，正在努力適應和開拓，做得不錯，受到民眾普遍歡迎和支持，預期會做得更好，國際影響也會越來越大。

　　從正面說，大力開展“公共外交”，首先，有利于向世界呈現一個“真實的中國”(既不是“浮腫的中國”，也不是“骨瘦如柴的中國”，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發憤圖強、尋求和平與發展以及“合作共贏”)；第二，有利于學習各國先進經驗和文化；第三，有利于促進雙邊和多邊的共識，消除誤解，化解矛盾，增進友好合作；第四，也很重要，那就是有利于進一步加強外交決策的民意基礎。這四個“有利于”是“公共外交”的主要價值。

　　從反面看，“公共外交”是一場已經打響的“沒有硝煙的戰爭”。據了解，有幾個大國正在采取各種手段，拉攏甚至收買大批中外人士，有計劃、有目的地在網絡上與我們對陣，宣傳它們的所謂“普世價值觀”，歪曲中國外交政策和發展道路，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特別是中俄、中印和中越關系，甚至不擇手段，刺激中國人在某些方面的浮躁情緒，誤導輿論，欺蒙群眾，渾水摸魚。

　　因此，“公共外交”可以而且也應該是全方位、多形式、有大方向和針對性的，它牽涉國家形象和整體利益，也牽涉我們時代的精神。當然，我們首先要從正面看待，大力開拓。但也不能太天真，需要提高必要的警惕，認真防范；需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加強正面引導。千萬不能隨波逐流，人云亦云。

　　英國已故首相丘吉爾曾意味深長地告誡他們國家的媒體說：新聞是沒有的國界的，記者是有祖國的。在當今時代，我想，“公共外交”是自由的，“參與者”也是有祖國的。

　　(摘自《半月談內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