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摘》文章：讀書也是領導力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秦德君

　　官員是必須讀書的群體。從政的職業特質，要求領導者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讀書人。這不僅因為公共行政、公共決策的基礎是經驗和知識，不僅因為治國理政需要知識，更因為知識本身是一種美德，我們的人格行為需要書香來涵養。

　　在中國古代，除了士子群體，官員是讀書量最大的群體。至于飽學之士，歷朝歷代層出不窮。屈原、張九齡、姚崇、韓愈、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張居正、紀昀……，都是飽讀詩書的官員。他們的許多文章著述，成為中國文化的瑰寶。毛澤東閱讀《舊唐書》、《新唐書》，對“開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姚崇，有“大政治家、唯物論者姚崇”的批注。范仲淹做地方官時，應邀為新落成的岳陽樓寫點文字，他沒機會到實地看，只憑圖紙，留下了千古絕唱《岳陽樓記》，這就是一種文化素養。中國的文官制度，是由一批讀書人作為其靈魂的。

　　但在今天，官員不讀書已是普遍現象。大部分官場從業人員工作之中忙事務，工作之外忙應酬。白天勞心勞力，晚上應酬放松。他們沒有時間讀書，也沒心思讀書。就是偶爾讀點極有限的書，也多為宮廷密事、炒股經緯、官場秘笈、易經測命之類。當年毛澤東批評“不讀書、不看報”、“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今日尤甚。

　　當下中國，實用主義理性高漲，凡人凡事，一切以“有用無用”為考量標準。讀書離“實用”太遠。在西方，強調知識學習是一種“德行”，工業革命后強調“知識就是力量”，但“知識是美德”沒失去它的光芒。在中國，即使讀書最盛的年代，也強調讀書的“經世致用”。今天人們更是重術輕道，輕視知識、貶低知識、讀書無用作為一種社會傾向，整體性地重新抬頭。

　　在中國古代，官員不讀書是很難混的，不讀書你連奏折都寫不好。今天，稍有職務的官員，根本不用讀書和動筆，一切由文秘人員或專門班子代勞，即使三五分鐘的“講話”或一個場合的開場白，亦有專人起草。在整個行政過程中，官員完全可以“不讀書、不看報”，一切由人操辦。但是，勤于讀書、善于研究和思考，歷來是共產黨人領導行為的應有之義。任何“工作繁忙”、“缺乏時間”的借口，都是不能成立的，都不能成為不讀書不學習的理由。

　　領導者“書生氣”不好，“書卷氣”是需要的。《劉向新序•雜事第五》記載，魯哀公問子夏說：“必學而后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說：“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陳壽《三國志》記載，三國時期孫權要大將呂蒙多讀書，呂蒙以“軍中多務”作搪塞，孫權說：“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

　　明人陳繼儒《小窗幽記》說：“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讀得兩行書，說得幾句話。”凡為領導者，應多一些讀書，少一些應酬；多一些沉靜，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書卷氣，少一些市儈氣；多一些寧靜致遠，少一些縱橫捭闔。

　　官員從事的公共事務和公職活動，決定了對于知識和理性的內在信賴性。古今中外大量事例表明，知識學養很欠缺的人，不可能成為稱職的和優秀的官員。沒有良好的讀書習慣，很難形成良好的領導人格，很難有真正好的領導力。在今天公共事務、公共決策日趨復雜的情況下，更如此。領導者要重視自我“讀書人格”的培養，讀書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要求、是領導力內在支撐，還應當成為一種情趣高尚的“生命的快樂”。

　　(摘自《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