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留學日本的保證人(2)

　　三兒子老宅在家，最常見到。記得那天我汗如雨下拿著拖把見到清清爽爽的他第一眼時，腦子里登時閃出的就是魯迅形容少年閏土的那句“他的年紀和我仿佛”，只不過在此時東京的天空下被描述者和描述者的相互關系卻現現實實地掉了個兒。這個令我當時稍感糾結而多年后又令我內心完全釋然甚或自豪的照面我一直都沒忘。比起他母親，他還是會禮節性地和我打招呼，只是從來都是目光直直地翻過我、又面無表情地迅速閃身，讓我多次不得不疑惑我們若在他家以外的地方碰面，他可否認得出來我。而且，很奇怪，不論是在我日語一句都講不來的最開始，還是到我日語已經說得很溜了的后來，在我們兩個本該能有很多共同話題的同齡人之間，卻從來都沒有過哪怕是有一個完整的主謂賓的句子的交談。但我其實很早已明白，我應比他強，也能強于他，這是并不自信的我給彼此的一個定論。堀內“管家”曾私下多次跟我表示出對這個三兒子的無限鄙夷，抱怨他年紀輕輕就在吃父母，每天什么都不做。我也確實是經常看見在公司里是兩個上了年紀的人在跑前跑后，倒也是一身工作服的這小子卻自顧自坐在那里不吭不哈地在看著什么，更多時候則是無影無蹤。堀內很是欣賞植田家大兒子，說他善良勤奮自律，讓我忽然發現我們兩個年紀文化民族都不同的人在關于人的優良品性的理解和判斷上給出的答案驚人的一致，禁不住在想這該是人的一種對美好事物向往的共性吧，與民族文化都無關。只是有一點我曾很奇怪，植田家三個兒子不管成沒成家怎么還都和父母住在一起，這在日本還非常少見。又是白頭發的堀內一語中的，“很簡單，他們就是在等著社長死，好平分這棟樓”。因果關系反應過來后，我忽然第一次并非假惺惺地替這個和我父親同年的保人感到不易。這么大年紀了，卻仍得拼上老骨頭去維系支撐著這個家。婆媳關系可以想象地早已凍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他每天早晨站在大樓外面等著下來去上學的孫子孫女、見這一天里唯一的一面，也讓街坊看到這還是很和睦的一大家子；夫人稱病早不做家務，他每天中午還得再上樓去給夫人做飯；小兒子靠不上，堀內靠不住，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靠他在操作。好在他富有，看上去活得也挺優雅瀟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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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天迅速地成長。考上了大學，申請上了獎學金，大二時還爭取到被學校派去澳大利亞交換留學的機會，便辭去了“植田ビル”的這份工。收拾東西走人時，一襲黑衣的保人夫人如釋重負般的一句“我已經忍了你好幾年了”把我事先醞釀好的應該是真心的一番謝詞活生生堵了回去。保人看看我說，“你以后不來這里打工了，但我們的關系不會變，我會繼續做你的保證人的。”讓我心里微微一熱。后來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過去看看保人。每次彼此依舊沒話，每次我的繼任都在變換，我有些眼花。“沒人能干得住，受不了那婆子，都跑了”。白頭發的堀內撇撇嘴，我就又有些心酸。有一次，堀內送我出來，告訴我社長最近剛剛因為胃癌動過一次手術，從被確診、手術、再到回來工作，前后20天，幾乎都沒外人知道。我震了一下。我是從來都不大會仔細去看保人的臉的，所以對他氣色的好壞沒有任何印象，但他的神態、底氣、鎮定和有序卻是同平時完全一樣地自自然然地彌散傳遞過來的，這個我能察覺。于是忽然覺得這個一直都看不上我的、該是風燭殘年的人真是鐵打的，他有的是我該去學的地方。2000年春天我母親來日本探親時，我們一道去拜訪了保人。保人邀我們到他八層金碧輝煌的家，在“植田ビル”干了這么久，那是我第一次走進他的家里。他平平靜靜地坐在那里，看著我們母子，告訴我們他九歲時母親就去世了。我母親說她作為家長，對保人多年來對我們姐弟的照顧和幫助表示感謝。他擺擺手，“都是做父母的，盼著兒女能出息的心情自然知道，我們也是能幫就幫，況且你兒子很優秀。”并要我一定把他的后一句話翻譯給我母親，我卻想起了幾年前的那個減號和“巧”字。臨走時，他還特意問我母親是否需要去洗手間，又給了我幾件洗得干凈的他曾穿過的衣服。我恭恭敬敬發自內心地道了謝，盡管我已不再需要這些衣物。母親后來告訴我說保人全身都透著一種買賣人的精明和城府。我不知道我一句日語不懂的母親僅通過如此簡單一面是怎么給出的這個判斷，我只知道我姥爺家早年在山西開過很成功的客棧。

　　2003年4月，我要離開東京去廣島。走前去和保人道別，植田家小兒子正坐在保人對面堀內的位子上忙著什么，一如既往地無語無表情；不見了白頭發“管家”。那一段很長時間以來一直都是我怎么也走不出去的多事之秋，我這才意識到我已經好久沒有來“大林堂”了。我們之間也越發沒話。我懷念起“退休了”的那個總是話很多的、曾經因為擔心我上學遲到還幫我掃過地的堀內。回去的路上，我繞道去了錦系町白頭發堀內老婆開的那家雜貨店。白頭發堀內頭上扎著一條白毛巾正在管自己的家。他見到我很高興，但旋即一臉舊社會，“給社長打了一輩子的工，這經濟一不好，我又老了，馬上就踢我走……”我也在一旁跟著搭訕“商人重利輕離別”。但一邊是白頭發堀內滔滔的苦大仇深，一邊卻是我心里驀地一轉彎，我感觸綿綿，這么多年了，以利益為目標、一輩子都在和別人討價還價的老東京商人植田延良可是在一直無償地、不圖任何回報地幫著我這個非親非故的窮小子兼傻小子呀。從我能夠來了日本，到我在日本的第一口飯，再到在這個法制社會我一次次續簽證、辦駕照、租房子、申請獎學金和再次要滿地球瘋跑時，是他一次次出面替我擔保、簽字蓋章，是他從來不打任何磕絆地迅速為我備齊各種個人材料、包括日本人最忌諱的收入金額證明，是他給了在這個繁華喧囂的世界舉目無親的我一種多多少少的安全感，也是他在為我承擔著各種絕非掛在嘴上而是實實在在的法律責任和風險。毫不夸張地講，沒有他，我在日本寸步難行，特別是在我初來乍到什么都不會、什么都不懂、又一身毛病的那兩年。對于我，保人這些年在我留日生活中的重要程度甚至要大于我的3位導師，而我又何曾以對我導師那樣的敬重和感激對待過保人? 我又何曾給過他回報? 不管我們是不是一路的人。我受過還算不錯的教育，知書本應該達理，但為什么這么多年里卻從來沒有想過這些最基本的常識和道理? 這成了我在后來一段時間里曾對自己的一個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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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島很安靜，于此完成了我人生里很多很重要的角色轉換。很多東西也在人近中年時，逐漸清楚和積淀下來。我明白過來，我其實是一度最不愿再去觸及在保人手下打工時的我的貧窮寒酸狼狽笨拙以及時常會受到的不被尊重，我其實是一直在回避正視被我的老到的保人一針見血地透視出來的我的致命的弱點。因為它們都曾使由于年輕而單薄虛榮的我沉重和不自信，所以我和保人始終都沒有親近起來，甚至不熟悉了解他。當然，也是他實在太深藏江湖，豈是我一介小民能看透讀懂的。所幸最終我還是懂了，他沒有錯，他有助有恩于我，他是一個盡責的我的人生導師。

　　2007年初，我決定回國任教。整理行李時，我發現我高高的成摞成摞的幾堆相集里，竟連一張同保人的合影都沒有，也沒有他的任何相片。但我也并不太遺憾，因為保人已經在我成長的跋涉中留下了他重重的影跡；因為，我已學會了感謝感恩別人，學會了發自內心地尊重所有依靠自己正當合法的勞動來努力謀生的人；我已不敢再輕易去小看任何一份正當合法的工作，因為，即使看似再輕微再簡單，它都有它特有的門道和成就在中，我該去敬畏；還有我能夠坦然接受在不同環境情況下自己所相應從事的正當的合法的工作。這些我知道的很早。于是，我揮揮手，滿懷云彩。(石小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