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留學日本的保證人

　　在日本，在一天天一年年的匆忙過往中，對于架在這種平淡無奇生活中兩頭的殘酷和精彩，能夠切身感受的時候其實并不多。我對于出門在外謀生無論如何都遮挽不掉的那一份殘酷的意識，是在20年前我初抵日本，同我的保證人植田延良先生見的那第一面時他給我印下來的。是他拽著我來到了這個實實在在的開頭，讓我以這樣一個起點，開始了我在東瀛的學習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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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來日本的第二天。一大早，先我在日本留學的二姐領我去日語學校參加了分班考試。我交出了即使是算到現在也是我平生以來的唯一一張白卷。考完試，我們就一起去位于東京都內最好的地段之一的千代田區飯田橋的保人的公司見保人，一個非常精明的、60多歲的、從事印刷行業的東京商人、我二姐以前的老板。因為我不會日語，更不懂日本場面上的任何規矩，所以這個見面極盡直接。保人拿出他早已幫我起草好的保證書，讓二姐翻譯給我，首先我要保證不得做任何違反日本法律的事情；其次如有難事，可隨時找他商量，但不管以何種理由都不能開口向他借錢；最后是要努力學習，如果這一年考不取大學，必須在簽證到期前回國。在確認我完全理解并認可之后，他又去復印了兩份，讓我一一簽字，除彼此各執一份之外，第三份由他寄回給我遠在國內的母親。臨出來時，他送給我兩張已用了一半的電話卡和一句來日受用于我整個留日生活中的提醒：“日本不是一個安全的國家，你要小心不要學壞。”當時我太小，不是很通事理，也不知好歹，從保人公司出來時，見他之前的那份對他的由衷的感激糾纏成了一種很復雜的心情。

　　經濟上的困難早在準備出國時就跟過來了，此刻更是身無分文。雖暫且可不急著還二姐給我墊付的頭一年的學費，但吃住和下一年的學費就只能靠自己去掙了。可我卻連最最基本的語言都不通，根本就找不到工可打。保人又一次幫了我，收我在他自己的大樓里做清潔工。這幢我后來掃了兩年多的大樓的全貌、甚至里面的每一個布局和擺設，在十幾年后依舊那么輕易清晰地就跳在了我眼前，好像一個我已呆過一輩子的地方。

　　這是一棟緊鄰飯田橋車站、命名為“植田ビル”的九層高樓。一層是保人經營的叫做“大林堂”的會社，二到六層又分別租給了五家經營著五花八門業務的公司，最上面三層則住著保人夫婦和3個兒子。每天早晨我需在他們上班前用兩小時左右的時間打掃完一層的大廳過道、整個電梯間、二三四五六層里面的辦公室、七八九層外面的亭子間以及全樓的7間廁所，最后還要把包括保人自家的所有垃圾都理清分好類再送到指定地點，此外每周五還須把大樓外面的九層樓梯清掃一次。活兒雖多，但簡單也不需要日語，掃完地還能趕上去上課，且工資基本能夠吃住。我忍不住掩嘴。

　　可實際一做，在國內很少動手干活的我，雖一刻不敢停，使盡渾身蠻力，但兩個小時根本干不完，終是顧此失彼洋相百出。本來就有些神經質的保人夫人和三層一個眼睛很大的客戶尤多微辭，玄關的玻璃門上有手印了，辦公桌沒擦干凈了，廁所的紙放得不夠了之類的怒言每天追著我。這當中，除去自己確實笨手笨腳不會干活外，也有語言和緊張的原因，常常聽不懂對方嘰里呱啦的要求，也不知該怎么去問。保人替我罩了很多，才算沒被開除。但他還是打電話叫我二姐過來，讓她一句一句給我翻譯他對我掃地的指示和要求，并讓二姐領著我從上到下把大樓里里外外又打掃了一遍。然后，當著我們姐弟的面，保人先是畫了一個長長的減號，說本來告訴我一些注意事項是希望我能有所改進提高的，結果還不如不告，以前會的也不會了，全成了負數。之后又寫了一個大大的“巧”字，言道這回漢字總該是懂的吧。一旁的保人夫人還直突突地問二姐她這個弟弟是不是腦子有問題，令我們姐弟極為難堪，甚至屈辱，卻只能低眉。因為當時連話都不會說的我的確需要這個飯碗，而且也的確是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也更干不了別的工作了。經濟和精神的壓力雙重襲來，沒有退路，硬著頭皮繼續著出來闖世界的這第一份工作，還附帶著每天早晨滿身大汗臟兮兮地趕著點沖進教室、坐在干凈整潔的港臺韓國東南亞同學中間時的尷尬，以及課上實在撐不住睡過去又猛然醒來后的羞愧。還好有年輕健康和沒心沒肺，終究晃晃悠悠挺過最為艱難的這不長也不短的一段。此后我更加知道努力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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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的日語一天天多了起來，還和好幾個客戶差不多成了朋友。保人給過我幾件他穿過的但都是干洗過的襯衫，確實在我初來捉襟見肘的那一年頂上了事。他還讓我每周至少一次在掃完地后去他那里匯報一下我的生活和學習。但是，我們每次的交流從來都是有些障礙，我至今都沒搞明白是他那時已經開始耳背，還是我的日語有問題，抑或我們本來就是兩個不同道上的人，總之他總是不能一下就聽懂我的話，而我又不好過于大聲地對著他講話。倒是他的助手堀內先生每次都會很樂意地湊過來把我剛才說過的話再給保人轉述一遍。日子久了，堀內這個被我偷偷封為保人“管家”、得過好幾種癌卻仍然顯得那么健康精神的白發老頭倒成了我很好的一個聊天伙伴。保人的公司很小，除了他和堀內，保人夫人和小兒子也都掛名在這里。聽堀內感嘆在日本泡沫經濟時期，這間戰后保人從其父母遺產中分來的“大林堂”曾最大做到過有十幾個雇員的規模，可到現在裁得卻只剩下他這僅此一個的外人了。

　　堀內“管家”毫不掩飾他對保人神經質夫人的不待見，只要她前腳一進來，堀內后腳就連借口也不找地離開。后來我又發現整條飯田街的鄰里們也都不喜歡這個身體和心理都不大健康的老江戶女人時，也就不再去記她對我兩年多的喋喋了。保人的大兒子是個建筑設計師，在澀谷開有自己的設計所，一家4口住在七層。他和太太每次見了我都會很平等很客氣地打招呼，還經常停下來和我聊會兒天，顯得情情義義的。二兒子是東京一家大醫院的外科大夫，絕對的高收入，年過40仍獨身，據堀內說，這個天天拿刀子的人也天天去六本木銀座這樣的地方花天酒地，我不知道是否屬實，因為我們之間沒有任何交道。應該說植田家的這老大老二還是很優秀很給保人長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