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春節，村醫王保人過得很不痛快。先是家里的麥秸垛無緣無故燒著了，后來大門兩旁的瓷磚上被抹上了屎——兩行糞便正好蓋住了“家居黃金地，人在富貴中”的對子。前面那事兒還可以歸結為意外，畢竟這個冬天天干物燥，可是后面那事兒顯然是有人成心讓他難堪。一時間，他成了十里八鄉的談資。

　　王保人應該算是醫患沖突最新的受害者。因為根據村里的傳言，此事系村民小李所為，目的是為他爹出氣。小李的爹患有心臟病，沒少在王保人的診所里拿藥。前不久，老人突然發病，拉到縣城醫院不到一天就去世了。小李一氣之下把醫院鬧了個底朝天，主治醫生的頭都被他打破了。這還不算完，回來后他就想起了王保人。

　　說起這事兒，村里的閑話像開了鍋似的，說什么的都有。不過，替小李說話的卻占大多數：“王保人和縣里的醫生就該受點兒整治，看病不少收錢，還沒把人留住。”盡管人們都知道，醫學作為一門科學，沒有哪家醫院或哪個醫生能100%攻克所有疾病，但村里人并不這么看。

　　發生在河南東部一個小村莊的這出鬧劇注定會在一段時間里成為村民的中心話題。只是制造它的人和談論它的人大都不會意識到，過去數年間，中國的醫生和患者之間發生了數以萬計最不愉快的事情，包括流血和死亡。紅包回扣、天價醫療費、見死不救等各種各樣的丑聞，長期困擾著這個關乎生命的領域，不僅極大地損害了醫生的榮譽，同時也深深地影響到了患者的健康。

　　“紀錄片”的主角

　　根據中國醫師協會的調查，僅有1／20的受訪醫師認為執業狀況良好，而感覺“較差”或者“極為惡劣”者卻超過了一半。他們普遍反映，現在的醫生太難當，工作壓力巨大不說，還要承受全社會的唾罵和誤解。“醫生好像都是搶錢的一樣，這太傷人心了。”一名兒科大夫說。在一次門診中，從醫14年的她竟成了“紀錄片”的主角——

　　7時50分，這位兒科大夫如往常一樣，提前開始了門診。候診的病人很多，孩子的哭聲此起彼伏。看了幾名患者后，分診護士帶進來一名中年婦女和她1歲多的女兒。孩子體溫38度多。

　　她讓她們坐下，接著邊登記邊問：“孩子多大了？”

　　婦女沒有回答她的問題，而是突然說“醫生，等一下”，然后舉著手機對著她按了幾下鍵。

　　“怎么了？”醫生很疑惑。

　　“我們全家都很寶貝這個孩子，帶得很精心。她不怎么上醫院，我要把她看病的過程錄下來。”婦女說。

　　“哦，那你應該對著你的小孩拍呀。”

　　婦女下面的話讓醫生愕然：“我們家里人都覺得現在醫院很黑，醫療差錯很多，我怕在我的小孩身上出什么岔子，所以我要錄音為證，如果沒什么不好，過幾天我就把它刪掉。”做了這么多年的醫生，見過各種各樣的事情，但是卻沒有想到她會成為這樣一個“紀錄片”的主角。當時，她的心里只有一個感覺：憤怒。她停下手中的筆，直直地盯著婦女，不知道過了多久。

　　這位兒科大夫還不是第一個遭遇這種情況的醫生。在她之前，就有醫生向《人民日報》記者白劍峰抱怨說，有的患者看病時，居然帶著錄音筆、攝像機，將醫生的一言一行都記錄下來，以便隨時“對簿公堂”。“這樣的環境怎么做醫生？如果白求恩活著，恐怕也要回加拿大了吧。”兒科大夫雖然最終完成了這場尷尬的門診——給那個傷風感冒的孩子開了一瓶“艾暢”，并在病歷上注明“3日后復診”——但是，她卻對當初學醫的選擇產生了懷疑。

　　新中國成立以來最不好的事情

　　被人提防的感覺不好受，被人飽以老拳的感覺更不好受。在王保人的村子里，像小李那樣動武的人沒有幾個，因此王保人至今也沒有跟誰刀槍相向過。然而，放大到更廣闊的區域內，醫患之間的暴力事件就變得頻繁起來——

　　中國醫師協會的調查發現，平均每家醫院發生醫療糾紛66起，發生打砸醫院5.5起,打傷醫師5人。為了平息一場糾紛，醫院要付出10.8萬元的賠償款。這樣的結果讓中國醫師協會會長、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大為吃驚。

　　作為一名老主治醫師，殷大奎素來認為，醫生和患者應該是同一戰壕的戰友，他們共同的敵人是病魔。正是依靠著彼此的信任和合作，人們才能夠去病除疾保持健康；正是依靠著彼此的信任和合作，醫生才敢冒險嘗試新的治療方法，醫學才能不斷地前進。然而，現狀卻是：“戰友”反目成仇、怨聲載道。一些醫生放棄戰勝疾病的廣闊地帶，掉過頭來把精力主要放在防患者、和患者斗上。2月9日，他在人民網接受訪談時不無痛惜地說：“目前的醫患關系可以說是我們新中國成立以來最不好的事情。”

　　更令人痛惜的是，這是一個兩敗俱傷的游戲。雖然罵名和拳頭落在醫生身上，可是傷害也留在患者心里，有時候這個傷害甚至更深。在過去5年中，患者治療付出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驚人地增長。2000年，人均住院費用才3000元多一點；2005年，這個數字就增長到了4661.5元。 一位研究人員在注釋這“最不好的事情”時說：“從醫生、患者、醫學科學3個方面看，誰也不能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任何有益的發展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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