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去秋，湖南祁東七旬農民付達信“一劫成名”，他在北京站搶劫只求“入獄養老”；大年夜，河南鄧州一九旬老人因無人照看被火燒死。

　　極端事例并非只展現了個案的貧窮與無助，更揭示了整個中國農民養老的現實困境，財政投入不足和村集體難承受五保供養之重。

　　在當下，有超過一億的農村老人，依然靠農耕社會的“養兒防老”模式度過晚年。不同的是，社會經濟基礎和文化觀念都已轉型，土地和兒孫不再是完全的生活保障。而且將喪失勞動能力的農村老人，全部推給身負生存重壓的后輩，也非他們所能夠承受和應當承受的。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這對于陸續進入老年型社會的中國農村而言，尤為迫切。畢竟，“老有所養”是社會基本文明的體現。

　　今日起，本報推出“農村養老調查”系列報道，力圖展示農村養老現狀，解析養老之困，探究建設性對策。

　　關注焦點

　　付達信的搶劫是對中國農村養老制度的一記警響。

　　這名70歲的湖南祁東縣五保老人，來北京搶劫，并對媒體說這只是為了享受監獄待遇以便養老，他在祁東當地已有兩年沒吃上肉。

　　目前在該縣有9成以上的五保老人未能住進敬老院，他們除了獲得國家的補貼外，很少能獲得更多的物質和生活幫助。有些地區村小組干部為老人討要口糧都變得異常艱難。

　　有專家認為，村小組供養五保老人的能力在日益下降，五保供養的責任主體需要調整，政府應該承擔起更多供養責任。

　　在人生的暮年，付達信出名了。

　　知道他出事的人說，這個老頭膽大，竟敢在北京搶劫。認識他的鄰居說，其實付達信也是沒辦法，“那么老了，沒人養，不搶可能就沒飯吃”。

　　去年冬天，湖南祁東縣村民付達信來到北京站，當眾搶劫，被抓入獄。他曾對媒體說，入獄只為了養老。

　　付達信是靈官村的五保戶，進不了敬老院，一直孤獨地生活著。去過他家的人說，“他窮得連電燈都點不起，說不定哪天這老頭病死在床上都沒人知道。”

　　祁東縣“五保”老人(即指無贍養人、無勞動能力的老人)有10389人，類似付達信這樣“散養”家中的，占總數的92%。

　　當地一民政官員說，解決好他們的供養問題，就跟當年甩掉窮帽子一樣艱難，畢竟“這里基數大，底子薄。雖然現實嚴峻，但也沒法子馬上一步到位。”

　　“牢”有所養

　　70歲的湖南村民付達信因為貧窮無法養老，選擇來北京搶劫，享受監獄中的“福利”

　　若不是上了電視，村里人還以為付達信仍在廣西柳州收廢品。

　　去年8月，在同鄉帶領下，付達信去了柳州。3天，他沒收上一個廢品。而且，70歲的他發現自己已騎不動小三輪。他決定赴京反映情況。

　　一路上，他不斷撿著破爛，以湊足一張火車票的錢。

　　9月8日下午，付達信出現在北京站廣場。一名婦女排隊買票。付搶了她一張百元鈔票，持刀笑著。

　　“神經病。”婦女嘟噥著走了。

　　“我當時這個氣啊，想她怎么不喊啊，如果一喊，警察來了不就行了嗎。”事后，付達信這樣對媒體說。

　　他的下一個目標是回家的女大學生。這次警察來了。

　　付達信樂了，“我可以不做事，我可以進監獄享受福利了。”

　　“他生活得很苦，2003年每天生活費最少時只有1塊錢。”付東文是付達信的鄰居。她說，付達信早在2007年就曾赴京上訪，不過那次沒有結果。

　　村里人還說，付達信這輩子都是孤身一人在廣西、廣東打工，從沒娶過媳婦。付在出事后說，他之所以沒有結婚，就是因為窮。

　　付達信現在的屋子租給了一個叫胡儉的外村人住。胡儉說，記得一次天黑，付達信一個人捧著個大碗蹲在門口吃飯，除了飯和涼水，碗里沒有菜。

　　付達信進監獄后3個月胖了10斤。他對獄警說，在獄中，這是兩年來他第一次吃肉。每次吃飯，他總是一小口一小口小心地吃。

　　當法院判處他2年有期徒刑時，付達信對法官說，“您再好好審審吧，判得太輕了。”他說，留在監獄里，就不用為以后的生活發愁了。

　　孤獨“散養”的五保戶

　　付達信在村中靠販賣魚仔、煙絲為生，病了也無人照顧，也無錢買藥，在床上挨著

　　付達信的屋子在靈官村的東頭，是村小組中為數不多的舊房子，還只有一間。屋里屋外幾乎一個樣，都是土地面。不用進到最里面，就能聞到很重的霉味。所有家當就是一張木床、一口木箱、一把舊凳子、還有一個碗和一雙筷子。

　　房子的前面，還有三間搖搖欲墜的破土屋，靠北邊那間已破了墻，塌了頂。村里人說，那是付達信的老房，有不少年頭了，也舍不得拆，但也住不了人。

　　付達信家兄姊4人，他排行第四。而這些親人漸次離他遠去。

　　付達信5歲時，父親去世，接著母親去世。然后，付達信的大哥搬至江西，姐姐嫁到廣西，二哥和他同村務農，已經80多歲，日子過得也難。

　　付達信年輕時在外打工，直到老了，做不動工，才回村。

　　鄰居付東文說，他回來曾和侄兒一起住過一段時間。后來50歲的侄兒搬到鎮上的新房里，這里就只剩他了。

　　鄰居付運生曾和付達信一起擺過攤。他們每天清晨，挑著魚仔、煙絲，去二三十里外的村子賣。

　　“他老了，每次挑得少，走得慢。”付運生說，一天下來，運氣好，他能賺一包煙的錢。運氣不好，可能要倒虧本。

　　2003年，付達信去縣民政局，反映生活困難。當時64歲的他才知道自己屬于五保戶，可以領補助。

　　從那年起，他領到了300元/年的補助。

　　2007年10月29日，湖南省頒布新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辦法。辦法規定：實行分散供養的，本人可以在家生活，可以由村民委員會委托他人照料。

　　同時，由鄉鎮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員會簽訂供養服務協議。村民委員會應當與受委托照料人、五保供養對象簽訂供養服務協議。

　　而村里人說，付達信在家根本沒人照顧。

　　付達信的侄兒也說，伯伯生病后沒有錢去醫院治，只有躺在床上挨著，算他命長，慢慢又好了，“再見到他時，他就是一個干枯的殼了。”

　　村長付發月說，付達信之所以不滿意生活就是嫌補貼低，不夠生活。一年600元平均一天也就1.6元。而現在肉要13元/斤。一個雞蛋就要8毛。

　　“然后就是生病了沒有錢治。”付發月說，付達信找過村里、鎮里，甚至市政府，但都沒有錢給他。因為國家在五保老人的醫療，尤其大病問題上，也沒有實質性的措施。

　　邁不進的敬老院

　　付達信沒按村小組規定交出住房和債權債務關系，也覺得敬老院不自由，所以未能集中養老

　　“五保”由來

　　中國農村五保供養制度建立于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時期。

　　1956年，政府頒布《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規定對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及殘疾社員，由集體給予保吃、保穿的保障，對于年幼的人保證其接受教育，對于年老的人保證其死后安葬，這些保障簡稱“五保”。

　　供養難的原因

　　1、五保資金籌措沒有保障

　　市場經濟中，村集體籌措資金能力降低。

　　2、五保供養制度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

　　目前，村集體依舊被規定是五保供養的責任主體，集體經濟受到削弱，集體觀念面臨瓦解，干部動員資源能力下降。

　　3、農村社區建設滯后，社區服務水平低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人口遷移的加速，一些鄉村社區正在趨于解體，這一進程對五保老人的生活質量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4、農村群眾集體意識削弱，互助意愿不足

　　受市場經濟的沖擊，公眾道德素質有滑坡的趨勢。很多人過分關注個人利益，而對集體利益、對他人利益關心不夠。

　　資料來源：洪大用等人撰寫的《困境與出路：后集體時代農村五保供養工作研究》

　　村民王連補71歲，住在靈官鎮敬老院。他說，他還記得付達信，有時付挑擔子路過敬老院時，還會打招呼。

　　“按理說，付屬于五保老人，應該也能住進這里。”王連補說，不知道他為什么沒來。

　　如果不是當地人帶領，很難找到王連補所在的敬老院。它沒有掛牌，藏身于一處樹林山坡邊。該院由靈官鎮興辦。

　　早在20年前，這里曾是一所中學。后來，每間教室統一被隔斷成三個單間，一排共10間，食堂、廁所位置不變，廢棄的中學就成了現在的敬老院。

　　2月2日是農歷正月初八，按照農村的習俗，這日子還算過年。走進院落，房前的土坡下、水溝里堆滿垃圾。地上不見鞭炮渣子，門口沒有掛紅對聯，也沒有聞到魚肉酒香。一切跟沒人住一樣。

　　全院有18位老人，來自全鎮各村，年紀最大的老人78歲。有三位身殘不便者。現在，每兩人住一間房，以便相互照顧。

　　王連補在靈官鎮敬老院住了六年。之前，他是該鎮崇高村七組的人。也是老光棍。因年老加上無人照顧，與其親屬聯系后，組里決定把王連補送進敬老院集中養老。每年600斤的口糧由組里負責。

　　付達信此前也曾和村小組談過進敬老院的事。

　　村長付發月說，如果付達信要進敬老院，村小組每年必須要為其交付600斤的口糧。而村小組首先要弄清楚他欠別人或者別人欠他多少錢，然后把他的房子交公給小組，才會答應替他交口糧。

　　“付達信不答應村小組的要求，所以就只有自己一個人過了。”付發月說。

　　而湖南省2007年實施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辦法中規定，不得將村民私有財產交給國家或者集體作為享受五保供養待遇的條件。

　　條例中也沒有規定村民必須在村集體交納口糧之后才能入敬老院。

　　付發月說，他們是按照早已流傳下來的老辦法操作的，至于什么時候開始流傳的，他也不記得了。“也正是很多老人不愿意這樣，所以他們也就只能被分散在農村養老了。”

　　付發月記得，后來付達信本人也說，敬老院不自由，很難受，也不愿意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