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點撥未成年人的心路迷津

　　中國的父母特別敏感于孩子的缺點，即使孩子考了95分，父母往往只分析為什么失掉了5分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周大平

　　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中持續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得到大大改善，然而，學習的壓力、親情的困惑、留守之痛、家庭暴力，等等，構成了許多孩子成長中的一連串煩惱。

　　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疏于教會孩子們如何表達自己的情緒，不少教師和家長更不知如何疏解孩子們郁悶的心結，中學生、大學生自殺事件，未成年人殺人事件時有發生。

　　年前，北京黃埔大學關心下一代成長研究院組織的一個高峰論壇上，若干資深的心理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工作者立足于各自的專業，紛紛點撥未成年人的心路迷津，為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建言獻策。

　　為酷愛網游的孩子把脈

　　2008年11月初，我國首個《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在京通過了專家論證，這意味著醫學界從此對網絡成癮不僅診斷標準化，而且治療也列入精神疾病范疇。這給多年研究青少年迷戀網游心理的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高晶添了幾分憂慮。

　　高晶曾搞過一次活動，把一些酷愛網游的孩子送在一個沒有手機信號的訓練營，每天帶著他們正常上課。“任何東西成癮后停用都會有某些反應，網癮的表現一般有煩躁、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礙等。”高晶想通過觀察他們脫離了網游環境后的反應，判定他們有無網絡成癮。結果這些孩子整整10天都生活得挺高興。接著他又把他們送到縣城的一個網吧隨便玩游戲，“說好兩小時后必須跟我走，結果時間一到，他們痛痛快快跟我上車離開了。”

　　高晶擔心個別醫生會把這類孩子按精神疾病治療。高晶說：“網游的誘惑確實不小，我也會連續玩上10個小時不動地方，這樣對身體的損害特別大，但最大的損害是把一個人該做的工作的興奮點吸引走了，因此帶來學習和人際交往上的很多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博士、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吳洪健認為，嚴重的自戀和強烈的自卑，是現在的孩子人格發育上的兩大問題，前者表現為特別的自我，什么東西都以我說的為準，別的孩子都得聽我的；后者則總覺得自己不如別人，酷愛網游就是表現之一，因為他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自我價值的體現，學習不行，也不被老師喜歡，但在網游里他會沖關，會積累非常高的分數，這個非常好的感覺緊緊連接起他的自我價值感。

　　在與酷愛網游的孩子們接觸中，高晶發現了家庭教育中的親子沖突和逆反心理：“這些孩子都跟家長不和，沒有一個是和父母親手拉手到我這里求助的。”按照心理學的解釋，逆反是發育中的人對社會、家庭、真理等逐步形成自我認識后形成的，一般十二三歲達到高峰，十四五歲基本消失。一次在西單圖書大廈給孩子們做互動式的心理輔導，高晶問：“你們都逆反了嗎？”幾乎所有小孩都舉起手。他又問眼前一個六七歲的孩子：“你怎么逆反了？”孩子竟說：“我早就逆反了！”他分析，孩子們在信息爆炸中接觸了更多的信息，當認為自己比家長的見解高明時，就要抵抗導致逆反，酷愛網游的孩子也一樣。

　　為什么家庭關系問題會成為孩子出現交往障礙等心理問題乃至犯罪的一個原因呢？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副院長周湘斌教授認為，中國用30年走完西方用200年經歷的現代化進程，這么快的變化速度使今天的家庭難以適應，于是出現浮冰家庭——漂浮在水面上的冰，看似完整卻隨時可能分崩離析。我們現在的家庭關系就處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脆弱狀態，孩子往往是這種狀態的受害者。最典型的是2002年6月造成30多人死傷的北京藍極速網吧縱火案，三名縱火的中學生均不足15歲，他們中一個父母離婚，一個單親，一個父母正鬧矛盾，浮冰家庭狀況成了他們犯罪心理形成的一個因素。

　　高晶說，真正有問題的孩子在兩頭——精神病院和拘留所各占2.5%。中間正常的95%這部分孩子，需要各界更多的關注，“從心理學角度，我們希望探討如何彌補和改善現有教育模式，比如組織一個個團隊活動，對有心理障礙的孩子，由專人負責進行干預、訓練，逐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大學生跳樓，每年總有發生”

　　免費師范教育是2006年國家推動的一件大事。兩年多過去了，有的免費師范生存在著這樣的情緒——對畢業不能考研，還要到農村任教10年感到郁悶。局外人則認為，這相當于一個合同，你享受了國家提供的待遇，當然要履行相應的義務，況且農村教育一線確實需要大量受過師范教育的師資呢！說起當今大學生的思想狀況，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副院長周仁來教授舉了一個例子：學校每學期辦的專家講座，只要是加強自身修養、培養公民道德、擔當社會責任方面的內容，就很少受到歡迎。

　　除了特殊教育面對的龐大群體(我國在7000萬人以上)，人們通常所說的學生的閱讀障礙、社交障礙、考試焦慮、學校恐懼、強迫癥等，都是正常人群中的問題。比如現在每年超過1000萬人參加高考，如果一個考生要兩個及以上相關的人為他服務，就會牽動相當多的人，事實上這個群體中10%到15%的人處于考試焦慮狀態，成為引發問題的潛在群體。周仁來說，在中小學生身上，除了考試焦慮，還疊加著學校恐懼，這幾年不斷有家長帶著孩子向專家求助，很典型的問題就是拒絕上學。如果家長一直強迫孩子朝六晚五(下午放學后要參加特長班)那他就可能恐懼上學。

　　此外，攻擊行為在青少年中有所抬頭，現在在一些小學就有孩子拉幫結派，到了中學，這種準幫派的性質更加明顯——誰不聽從上面大哥的安排，誰就得吃苦頭。孩子的幫派行為到他們成年后很可能帶來社會問題。還有社會交往，很多家庭都是一個孩子，兄弟姐妹的概念消失，使孩子從小沒有交往的伙伴，也不會與同齡人交往。

　　許多大學老師對此頗有感觸：校外來的客人學生不會接待，同寢室的學生不會相處，組織同學搞活動不知如何組織。“大學生跳樓，每年總有發生，有的大學在九月份已經把全年的指標跳完了。”其實這種悲劇在中學也有，一位專家舉了這么一個例子：一個十四歲的女孩被老師批評：“你的作業怎么這么臟，是不是一邊寫一邊玩給弄臟的？”就這么一說，女孩轉臉就從窗戶跳下樓去。周仁來說：“我們找原因，不外有交往障礙、考試焦慮、學習恐懼等，把有這些問題的人加起來，有可能超過7000萬的特殊教育人群。這些人終歸要就業，要組建家庭，如果問題一直存在，必然帶來婚姻、家庭、工作等方面的麻煩。”

　　這也證實了周湘斌的一個觀點：大學生出現的問題大量積累在初高中時期。周湘斌主要從事社會弱勢群體的工作研究及專業教學。她遇到過一個高二學生，已經表現出面臨第二年考試的強迫癥。這個孩子每天都說自己得了艾滋病，于是不停地洗手，一星期就要用掉一塊肥皂。“最初我以為他是考試焦慮，后來發現問題出在他父母的關系，以及他父母在教育他哥哥時的分歧上。”她說，孩子產生考試焦慮之類的心理問題，多是家庭問題的折射。

　　吳洪健認為，一個孩子如果在家里和班集體內沒有得到愛的滋潤，長大了就會對人非常冷漠。要給中小學的心理老師做培訓，干預性輔導孩子的心理問題，最重要的是給學生一些愛，使他有被人接納的感覺。現在北京市的中小學大多配備有心理老師，學生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去咨詢，但有的孩子感覺不安全——怕心理老師與家長溝通，或因為自身有心理障礙而不會主動找心理老師求助。而以課程的方式，設計一個自然的人際關系環境讓孩子去玩，效果會好得多。

　　孩子心理折射出社會環境問題

　　高晶考查孩子的成長，首先從心理學去分析，其中學習動機是一個大問題。他到學校問孩子：“為什么學習？”小學生說不清。再問：“你長大要做什么樣的人？”初中生說沒想過。又問：“高考填志愿誰決定？”高中生說媽媽決定。高晶感嘆，在現實的大環境下，很多家長對孩子成長的標準就一條——“考上大學就是好樣的，考不上這輩子就完了。”

　　吳洪健遇到過這樣的案例。有個女大學生覺得上學沒什么意義，說自己“承受挫折的能力差，學的專業是我媽選的，上學不能交男朋友，也是我媽的意思”。吳洪健說，這些孩子心理年齡比生理年齡小，多是因為從小家長管得過多，老不放心，一直替孩子做這做那，這個孩子即使長大也會覺得自己很沒底氣，得依賴家長。

　　吳洪健有一個心理咨詢機構，專門針對學生的心理問題做一對一的輔導。她說，人的性格和人格在六七歲就有了一個大體的框架，到了大學跳樓自殺，不會是一時沖動，而是一種自我意識的積累，這個自我意識中內化著家長的許多感受。家長和小學、中學教育忽略孩子人格發展的結果，是孩子形不成一個良好的自我價值，即使讀過大學也沒法適應社會。

　　除學校教育的因素，吳洪健通常需要家長來配合治療。“因為許多家庭的基調是家長控制孩子，孩子也會潛移默化地學到這樣的行為。所以我要提醒家長，人做了家長，孩子也在成長，家長要面對很多價值觀的沖突，只有不斷學習才會成為成熟的家長。”她與北京市朝陽區教委合作在學校開展親子培訓，請家長和孩子共同參與。吳洪健強調，家庭給予孩子的東西，在孩子以后的成長中是會呈現出來的。

　　周湘斌提倡把存在心理問題的孩子從家庭放到社區的正常環境里，給他們提供專業的正規幫助和社區服務。所謂正規幫助就是通過學校的社會工作，開展家庭輔導，幫他們重新建立親子關系。周湘斌說，對矯正中的未成年人提供的社會服務，現在基本上是沿襲少管所式的隔離教育，這些孩子回到社區許多又重新出現問題，說明隔離式矯正無法解決問題。應該從家庭著手，把家庭和孩子都放到正常環境里，除了對這些孩子提供心理學層面的專家式輔導和服務外，還有必要提供大量專業的社會服務。

　　回歸“學生需要”的視角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系主任許莉婭副教授認為，通常從思想政治這個角度講的青少年教育，其內涵有知識的給予，也有“我要改造你，因為你是錯的”意味，前提就帶有對青少年的某種否定，“社會工作的視角則不同，我們會把孩子的一些狀況、處境看成是他的一種需要，然后我們去給他提供這種需要。”

　　她在青少年服務的培訓項目中，經常為大學生做團隊輔導和個別輔導，在團隊游戲中促使團隊成員獲得更多的群體經驗。她說，與服務對象建立一種信任關系，可以使服務效果達到最好——“如果你得不到他的信任，你的信息就不會通過他的大腦去琢磨，更不會促使他身體力行，建立信任關系的目的就是讓孩子接納你。”

　　“首先你得接納孩子。”一些父母求教怎樣引導孩子，許莉婭的回答是，“這取決于父母的價值觀，如果你認為孩子是多事的鬧事的，強迫孩子實現你自己的理想，我再怎么教你技巧都不會有效果。

　　在許莉婭看來，“問題學生”這個已經司空見慣的概念不妥，一是可能會把青少年標簽化，二是可能會針對人而不是針對問題，三是可能是對人的一種否定。青少年本身就逆反，“你把他從大的群體分離出來，他就會抗拒，讓他消化你的想法就非常難。”

　　許莉婭認為，如果把孩子的問題當作成人問題的反應，就會針對問題而不針對人。把問題與孩子剝離開來屬于一種后現代的助人模式，孩子會覺得“我這個人，你是認同的，只是我的行為有一些問題，你來幫助我，我愿意接受”。把學生的問題當作需要會更好一些。

　　許莉婭說，當一個人被貼上負面標簽時，自覺不自覺就會朝標簽方向發展，這時如果指出優點，他心里的感受就截然不同。懷疑就是病態的表現之一，尤其是中國的父母特別敏感于孩子的缺點，即使孩子考了95分，父母往往只分析為什么失掉了5分。最要命的是往往把一個人的問題從環境中抽離出來。正確的做法是對學生個人的評估“以問題評估為本”，關注學生處理問題的能力和自我決定的過程，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能力，要給學生傳遞“你是有能力的”理念，以此激活他們的潛能。

　　不剝奪孩子的權利

　　“尊重是我們社會工作的一個價值核心。”許莉婭不會忘記那一堂課：她讓全班同學閉上眼睛，回想自己從小到大不被尊重的最深的經歷，結果居然都是在學校受過老師的羞辱。有個學生說：“我犯了錯，老師叫我出教室，然后把門一關，用樹枝抽打。”還有學生說：“一次我上課遲到，老師叫我舉起雙臂整個身子貼在黑板上，就像電影里警察用槍抵住壞蛋后背。”許莉婭噙著淚問：“你們的家長知道嗎？”學生們的回答令人心酸：“受到什么委屈都不能讓家長知道。”

　　許莉婭說，很多家長并不了解孩子在學校可能被羞辱過，更不知道羞辱對孩子人格的健康成長會有怎樣致命的影響。人格象征權利，每個人的價值尊嚴和權利也是與生俱來的。中小學都有班主任、思想品德教學、后勤保障、心理治療、共青團少先隊這五大系統，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向學生提供幫助，恰恰是學生在學校的基本權利被剝奪時，沒有誰來提供幫助。社會工作中非常重要的服務，就是維護服務對象的權利。美國耶魯大學有個學生法庭，學生受到不公正對待時，會有律師免費為他辯護。人格在倫理的意義上還與利益相關，尊重學生的人格，就要尊重他們的利益、他們的需要。尊重的底線是不羞辱、不詆毀、不嘲諷，進一步才是接納學生、關愛學生。

　　許莉婭通常讓學生寫三個問題——我有什么優點，我是什么樣的人，我能做什么。目的是讓他們發現自身的優點，懂得如何挖掘自身優勢，給自己一個客觀的評價，學會客觀地看待自己和對待自己。

　　把系統論生物學的一個觀點引入自己的青少年社會工作——對學生的了解和評估做到“三個面向”，構成了許莉婭“人在環境”教育培訓框架的亮點：

　　一是生命面向。有個孩子學習一直上不去，后來發現他聽別人說話總是側著頭，到醫院一查，他的一側耳朵聽不見任何聲音，醫生說這種狀況持續了七八年，可媽媽卻沒注意到。還有個8歲的孩子出現嘔吐，家長沒有重視，等到嚴重時去看醫生，被確診為腦癌，從發病到去世僅僅兩周。所以，孩子的生命需要父母時刻關注。

　　二是心理面向。有的孩子問題出在認知，有的出在意志，如果他知道要好好學習，但沒有毅力，就可能是因為情感方面的障礙。

　　三是社會面向。影響孩子的環境系統有家庭教育、家長與老師的互動等。

　　許婭莉說：“幫助孩子樹立自信時，一定要從這‘三個面向’多了解他的信息，這方面的個性化介入要比單純心理介入廣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