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富珉(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

　　其實這個問題提的非常好，企業也有企業的難處，按理講，發生精神障礙以后送醫院，誰可以有權利送醫院，一般情況下是要親屬同意，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法律，一般只有警察可以有這個權利，一般情況下企業是沒有這個權利強行給他送到醫院。

　　主持人：

　　這個我明白了。還有一個問題給您，因為我們知道在富士康是從今年，進入到今年以來，這已經是第七起了。在短時間內發生這么多起跳樓的事件，如果站在學理這個角度上，發生率算不算高？

　　樊富珉：

　　從世界衛生組織關于自殺率的統計是按十萬分之多少統計計算的。目前中國的自殺率大概是，按照衛生部統計，是十萬分之十幾，十六左右。

　　主持人：

　　這是在一年的時間內？

　　樊富珉：

　　對，富士康我們去了以后感覺到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企業，40多萬人。

　　主持人：

　　您覺得40多萬人的企業發生…

　　樊富珉：

　　十萬分之二三左右，大學生我們也做過統計，大概十萬分之二到三左右。

　　主持人：

　　您覺得這是低還是在范圍之內的？

　　樊富珉：

　　如果從全國的自殺率來比的話，應該還是低。

　　主持人：

　　好。

　　樊富珉：

　　但是15歲到34歲這樣一個年齡段，從統計來看，自殺現在已經成為死因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

　　好，謝謝您。巖松你看，剛才樊主任也說了，在正常范圍內的一個自殺率，你怎么看？

　　白巖松(評論員)：

　　我覺得一個問題要分成兩個層面看，首先要看到作為一個企業，富士康的確有它很難的一些地方，第一個它這一個廠區，盧新自殺的這一個廠區就有30多萬人，如果加上深圳，他的廠區是40多萬人，相當于一個不小的城市。可是它又不如一個不小的城市，因為在一個不小的城市里，是由一個又一個家庭構成的，那種心理撫慰、親情之間的牽絆和有效那種警覺、觀察等等。在城市里頭，其實要是由家庭構成的話，要更容易一點，但是在他這兒是一個同治化極其明顯的一個廠區。18到23歲之間，80、90后孩子占到他整個員工的80%，30多萬人，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第二個，80后、90后這批新生代到異鄉去打工的人，他的抗壓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因此如果再用上一代的管理方式顯然是不合適的。另外這一代人更自尊、更脆弱，壓力也更大，夢想也更大，不僅僅是為了解決家里人生存下來，他有自己的夢想，經常容易在這種罐頭一樣廠區之內被擠壓的，夢想被擠壓沒了，這個時候就容易出現絕望，所以的確有它現實的難處，但是這只是問題的這一個方面。

　　主持人：

　　你說公司有了難處之后，相應的責任又在什么地方？

　　白巖松：

　　是，我想說作為富士康的硬幣的另一方面，他的新聞發言人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了這么一句話，面對盧新的自殺，說這一次我們盡力了。第一個我承認他這一次盡力了，因為在盧新出現這種幻覺，包括有人追殺他等等問題的時候，請了心理干預專家，有朋友去陪他，還把他的父母從異鄉請過來，還差四個半小時他的父母就到達深圳，但是我覺得起碼有兩點我們是要提出一點點質疑的。

　　第一個我個人認為，其實提前告訴盧新他的父母要來，不見得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在他的精神已經出現這樣一種幻覺，出現了很大的壓力沮喪的時候，是很怕見自己的父母的，所謂無顏見江東父老。父母要到，有可能成為他的一個催化劑和巨大壓力產生的點。

　　第二個，我想一說大家就能夠明白。在接連之前，今年已經出現了六起跳樓事件之后，這一次陪他的兩個人和他，廠子給他安排住處的樓層是六層，連新聞發言人自己都說，心理專家要給我們更細致的指導，我們是不會把他安排在六層的，哪怕安排在一層或者說地下室，也許這樣的悲劇就會推遲上演，所以我覺得這還僅僅是一個表象上的責任，身后的責任我覺得一會兒有時間我們還會再談。

　　主持人：

　　在富士康發生一系列跳樓自殺事件發生之后，人們自然要問，富士康是一家什么樣的企業？另外為什么在這里會發生這么多這樣的事件？我們的節目稍后繼續。

　　劉楠(本臺記者)：

　　現在是早上七點半，我所在的地方是深圳富士康普工招聘點，這些人們從凌晨5點鐘開始來排隊，為了是競爭一份工資剛剛達到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900元的一份工作，盡管富士康在短短的五個月內發生了七起跳樓事件，但是并沒有影響來招聘的人數。

　　應聘者1：

　　因為聽說這里待遇很好，所以過來看看。

　　應聘者2：

　　我朋友在這里做了兩年了，說還行，讓我來這里。

　　應聘者3：

　　聽老鄉他們說，富士康的效益都比較好，還有工資這些都還可以。

　　解說：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強企業之一。僅在深圳地區，員工人數就高達42萬人，而這是個動態數字，每個月都有大量的人走，大量的人來。